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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位一体 　　我们这代人的不幸是出生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而我个体的幸运则是在历史的黑洞里以瞎猫撞死耗子的方式读了许多书。我上小学时，当时在北京三十五中上中学的表姐兼做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也许是接管图书馆的红卫兵？总之，她可以把封存的禁书搬回家读，而且都是些竖版、繁体字、纸页脆黄的洋书，有一大串书名至今刻在我的记忆里，比如俄罗斯的青少年读物《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将计就计》《夏伯阳的故事》《青年近卫军》，后来才知道是名著的《地心游记》《上尉的女儿》《俊友》《红与黑》和《高老头》，还有《红岩》《新儿女英雄传》之类的“毒草书”。毫无疑问，那些书都是囫囵吞枣似的翻着旧字典读的，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繁体字，再有就是染上爱捻纸页的恋物癖，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电脑写作的今天，我也无法读电子书，想来手感早已成了读书快感的一部分。 　　在表姐影响下，我还从读书痴迷到抄书。王琼花了一年的时间抄完了《牛虻》，我则一笔一画地用繁体字抄下了《安徒生童话》，从那之后对我来说，印着红字语录的浅棕色日记本皮和浅蓝色墨水的视觉记忆与遥远、陌生大陆的奇妙童话再难剥离。 　　当时，我家住在一个有上马石、门墩、影壁墙、垂花门、绿回廊的大四合院里，住在东跨院内原是书房的三间高台阶的大北屋，地板上的漆早已磨没，木雕隔断上的字画用高丽纸糊盖，我和表姐、外婆睡在最小的一间。有段时间，表姐会在每天睡觉前都躺在对面的小床上给我念一段她新抄的书，我至今记得，当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赛情妇时，我居然蒙着被子哭得泪流满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文学感动，尽管那只是小说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情节，尽管当时的我幼稚得还不懂感情。 　　家里只有一张属于父母的书桌，孩子读书，要么蹲在大门道外的上马石上，要么骑坐在高高的、包有铜皮的门槛上，要么坐在走廊下的小马扎上直到天黑，要么就在煤炉旁或被窝里。屋里的灯泡是15瓦的，光秃，昏黄，夏天的时候还垂着刺鼻的敌敌畏布条。就这样，我成了班里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红领巾。 　　当然，也有些书是正经渠道得来的，比如浩然的小说和父亲从单位领回来的、印有“供批判使用”字样的《水浒传》，总之，只要是书模样的东西，只要我能够拿到手里，我都会读，包括一本《赤脚医生实用手册》。我对“男女有别”的最初知识就是从那里面白描的穴位图上获得的。现如今，原来学院胡同一号的大四合院早已成了金融街上的一个装饰品，但读书的记忆却像圣母升天，戴了光环。 　　不过，我真正意义的读书还是从中学开始。70年代末，书籍在被囚禁了十几年后终于发生了一次解放，第一批重见天日的文学书多是繁体版，市民们经常天不亮就赶到新华书店前排队抢购同一本书，那时社会上的读书热情真可谓“如饥似渴”，这也感染了少年的我。有一个星期天，我揣着积攒的零花钱，赶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了半天的长队后买到一本竖版的《牛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购书。那本书我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流了不知道多少次泪;封面木刻是一张疤痕明显的男人脸，李?Z民是被我记住的第一个译者名。 　　高一那年，结识了一个同样爱读书的男生李夏，我们每周末都会蹬着车按照习惯的线路转遍附近的书店。有一回，李夏一下子买了十本《少年维特的烦恼》，顺手给了我一本，没想到这本绿皮的薄薄的小书成了我情感教育的启蒙读物，它让我又记住两个名字：歌德和杨武能。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 　　后来，我在北医读大学，但读过的文学书要比医书多得多。宿舍里22点熄灯后，我又钻进团委办公室里继续读。记得有一个冬夜，我和一个同学在暖融融的小屋里聊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渴望生活》，一直聊到天亮。一夜的飞雪，校园里皑皑一片，我们锁上门，互道分手。在回宿舍的那段路上，心里好像有一盏内源的灯亮着。舍友们陆续起床，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去教室上课，我像一个间谍，不动声色地坐在他们中间。在城外读书的三年里，我同时置身在两个空间。 　　由于读书成癖，所以像强迫症患者似的逢人就讲，但又很怕朋友开口借书，所以每读一本好书，都要在书架上备两本。人在青春年代，大多有过迷恋诗歌的日子，不过对我来说，与其说迷恋诗歌，不如说是诗人，包括雪莱的私奔、拜伦的跛足和叶赛宁的躁郁，在我看来都很高贵。时过多年，有一首拜伦的短诗至今能背： 　　我总想把琴弦弹唱得欢乐， 　　可忧伤强做的笑颜， 　　就像墓碑上的紫罗兰垂着露。 　　虽然我有许多爱我的伙伴， 　　可是我的心哟，依旧孤独。 　　其实现在读来，这首诗并不深刻，但由于对应了那时期多愁善感的心境，所以记忆很深。另外，法国作家莫洛亚写在《拜伦传》里的一段话也对我影响很大：“惟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惟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惟有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我把这句话视为自我反叛的启蒙，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在一系列貌似懒散、内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