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等大家都开始做了，就星火燎原了.docVIP

朱清时：等大家都开始做了，就星火燎原了 　　2012年春节，南科大的43个学生回家，因为《学生证》不是教育部授发的，结果买不到票，最后还是深圳市政府帮忙才遂愿。“谁会想到这种事？”朱清时说。 　　3月6日晚，北京会议中心，《凤凰周刊》与南科大校长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对话。 　　凤凰周刊：你曾经说南科大不能照搬任何一所国外大学，南科大理亨会的发展也是走一个中国特色的道路？ 　　朱：当然，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它所在的国家大背景之下长出来的，它一定带有这个国家社会大背景的各种色彩，并且要和它们连接地很好，不论是香港的学校还是美国的学校，我们都不可能照搬。目前理事会有很浓的行政化色彩，这也是在现在的大环境必须要经历的。 　　凤凰周刊：你期待的南科大的教授治校下一步是到什么水平？ 　　朱：我期待的就是教授在南科大的重大问题上，可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主导作用不是说他们来当官、发号施令，而是说他们在制定南科大的规章制度的时候，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例如聘请人应该用什么程序、聘请教授也需经过教授讨论投票。 　　就像哈佛大学的教授投票一样，这个投票对校长可能没有约束力，但它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如果多数教授都不看好这个人，校长也可以坚持主见把这个人聘来，但是必须说明理由，这个人可能确实很好，但是教授们不了解他。 　　凤凰周刊：你在之前的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弊病的根本是不能“自授文凭”，那么现在教育部对“自授文凭”怎么回应？ 　　朱：没有回应，现在还不到时候，教育部先批准我们设立，之前我和教育部谈过，教育部说，招生和设立分开，现在先不谈招生的事，等设立了再招生，再谈下一步。 　　凤凰周刊：当初希望你做南科大校长的时候，刘盘纲院士也是说现在若进行很多教育学者期待的大学改革，深圳可以满足以前没有的条件。但是刘道玉校长说：“目前我国虽然有些大学改革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只是局部的添枝加叶，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我认为是没有倡导改革的大环境和宽松政策。”你认为目前的改革大环境怎么样？ 　　朱：现在改革的环境还是不好，行政化还在方方面面很浓重地存在。比如我举个很小的例子，今年春节，43个学生回家，因为他们的《学生证》不是教育部授发的，所以买不到票，最后还是深圳市政府帮忙才买到。谁会想到这种事？ 　　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人开始做这件事，大家就开始思考它。有个全国政协委员问起我南科大，我说现在就像小学生迎接考试一样接受教育部的评估，他说：“你不要这样说，你们南科大现在已经教育了很多人。”另一位人学校长对我说：“南科大不仅引起了全国热议，你们使我们看到了方向。”这两句话，使我备受鼓舞。 　　现在不容易是因为，南科大孤军奋战，没有其他学校响应，这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很多人为南科大学生不高考感到震动，觉得不高考多好，白拿一个文凭，等大家想清楚了，以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就星火燎原了。 　　凤凰周刊：以目前南科大这两年所经历的事、那些是你得用肚量去容忍的？哪些是你还在坚持去改变的？ 　　朱：去年我们经历了可能翻船的危险，去年6月份学生们没参加高考，深圳市政府领导脸上很挂不住，港科大的几个老师又走了，他们的很多理由，正好给别人提供了炮弹，说南科大是口号，很有问题。这时候，南科大的公信力很丧失，那么我们可能就招不到人了。第二个是，深圳市有人质疑“是不是我们的校长选错人了？”所以我们咬牙坚持了半年，现在教育部考核完，给我们转正，我们就渡过危机了。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有些事是我做不到的，就用肚量去容忍，只能去做那些能做到的事。 　　凤凰周刊：你的学生说，您所倡导的做事方式讲求，用平和心态的去做事就好了，但是之前离开的南科大的几位港科大教授可能觉得您有些急？你觉得您急了么？还是这是正常步调？ 　　朱：这件事我很幸运抓住机会了，我很幸运在中国试验了一次“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如果这次机会没有抓住，我们可能就做不成了，因为这件事一定要市政府批准，学校要他们出钱，他们是主办方，他们批准后，教育部没有表态，后来教育部才表态，要这些学生全去参加高考。所以当初如果没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现在就没有教改实验班。不论如何，《科学》对南科大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正是因为我们做出了这件事，所以我是抓住了机会，不是着急了。 　　凤凰周刊：你是在用科研的精神进行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您自己也说是用实验的方法，你认为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对改革有什么利弊？ 　　朱：改革如果不用实验，而是停留在空谈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像高考改革，我当了20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家都知道高考这事不行，但是谁都说服不了谁。所以我知道，只有靠实践，真做成了，大家就信了。南科大的实验就像小岗村“分田到户”一样。 　　弊端就是要有人付出代价。我的身体付出了代价，还要经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