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明清中国市场政与府关系的演变.docVIP

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是限制？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作者：邱澎生（中研院史语所助研究员，2001年元月）本文修改后，发表于《台大历史学报》26期邱澎生论文〈“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是限制？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主要以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检讨黄仁宇所提的“数目字管理”概念是否适用。全文分为两节，第一节针对“数目字管理”概念的三大构成要素：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说明黄氏如何藉此分析明清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十七世纪末年英国则“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第二节透过学界对明清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新理解，反省“数目字管理”概念的作用与限制。? ? “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是黄仁宇先生成学以来所极力宣扬的史学概念，前者是这种史学概念的统称，后者则是这种史学概念的实际操演。何谓“大历史的观点”？用黄先生的话说：“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1)。所谓“技术上的角度”，即是他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概念：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2)。 　　我认为这段话能相当程度掌握黄先生所提“数目字管理”的精蕴。这段话包括了两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将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架构”：“农业组织”为主的社会，配合一种“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国家”，两者是以“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相连结；“商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则配合一种“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两者以“注重加速交换”相连结。第二个层面则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者间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架构”，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现代化社会”。 　　以“数目字管理”来检视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其中“经济、法律、道德”间的互动内容，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正是黄先生强调的“大历史观”。他相信，以“数目字管理”、“大历史观”考察人类历史，不仅能藉以标订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更能拨开纷纭历史表象、直捣社会贫穷问题的核心(3)，进而为包含二十世纪中国在内的其它落后国家开出妥切药方：避开无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路线争议，减少完成改造“国家社会架构”的时间与痛苦，早日跻身“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之林(4)。 　　因为黄先生相信上述史观的实用性，他建议在大学设立“大历史”课程，帮助“历史家伸张他们的眼光深度并放宽视界”，写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能够报告读者，何者变化为短时性的，何种改革有永久性”，藉以修补现今史学训练过于钻研“小题目”的习气。他对他的史学同僚提出以下呼吁： 　　有些同事可能认为这种建议过于急燥、过于浮泛。而我所恐惧的，乃是与他们顾虑的相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前无古人的环境里。世界的变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政治家、战略家以及企业家甚至旅游者，都不待我们的真知灼见采取行动。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5)。 　　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灼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余英时在为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作序时曾说：“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这部《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正是作者的理智和情感交织而成的作品”(6)。我认为，“理智和情感交织”，正可贴切说明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情感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