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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写作 我国古代公文文风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闻名于世。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 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 字。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据传说，黄帝以前的氏 族首领，多以口头语言来发布指令，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 子·氾论训》)，“自五帝始有书契。”(《后汉书·祭祀志》)“五帝”之 首是黄帝，因此，我国公文的最初萌芽当出现于黄帝时期。 　　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 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开国帝王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 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牧誓》是武王讨伐商纣至商都 城牧野郊外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 烦，富于气势和鼓动力。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的功用，相同的 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秘书史研究专 家多认为夏启的《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说，我国公文的产生 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功 用决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自 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 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因此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完整严谨，有一定的层 次，已注意在立意谋篇上用工夫。《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 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 《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 “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变法革新运动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繁 荣，公文的体裁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 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 策》以及后来的《史记》中，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这一时期公 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 　　秦代国祚短暂，二世而夭，在为数很少的公文中，大皆具有“尚质而不 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尚 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 　　西汉初期，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 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 疏谏猎》等。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写作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 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 指出：贾、晁的疏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从西汉后期开始，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 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铺叙描 写为主，讲究辞彩，语句整齐，半散半韵，似诗而实文。它的行文特点根本 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 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而汉 武帝却大加赞美，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 风。 　　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产生了骈文。骈文的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 称，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 典。一般说来，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骈文比赋文更加不适 合于公文写作。 　　骈文对公文写作的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三国时一些著名政治家比较务 实，公文写作也以散文为主，出现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 令》、诸葛亮的《出师表》等。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与散文分离，但两 晋公文仍是散文为主；南北朝时，骈文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南朝，多数朝 廷的公务文书，几乎全是用骈体撰写。 　　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虽然三国时期有公文佳 作面世，但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 公文的内容。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 流。 　　隋代初年，几乎完全继承了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 文风，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影响到整个社 会风气，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他于开皇三年 (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历陈浮华文风之害，请求朝廷“屏黜轻 浮，遏止华伪”。隋文帝杨坚采纳了李愕的建议，于次年“普诏天下，公私 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