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逆转行为研论.docVIP

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逆转行为研论 **主产棉区的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本文对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主要受户主自身及其家庭特征、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获种行为及种子市场风险、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棉铃虫的大爆发给棉花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使棉农“谈虫色变”。但具有杀虫功能的转基因抗虫棉的出现为棉农解决了这一难题。转基因抗虫棉具有省时省工和省钱的特点，易于被棉农接受。**省周口市属黄河流域棉铃虫危害较重棉区，1998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并迅速展开大面积推广，20xx年该市转基因抗虫棉面积占全市棉花种植总面积的70以上。然而自20xx年始，该市转基因抗虫棉植棉面积及所占比例呈现出减少趋势，20xx年转基因抗虫棉面积下降到全市棉花总面积的45.8。棉农对抗虫棉的评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抗棉铃虫性下降，采用成本太高，产量一般甚至不如非抗虫棉，棉铃小出绒率低、纤维品质差不容易销售等。部分采用过转基因抗虫棉的棉农重新选择了非抗虫棉种植。因此，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发生采用转基因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有关部门制定有效的政策、为转基因抗虫棉生产措施的研发和推广以及提高棉农植棉效益提供依据。 1研究方法 1.1研究地区的选择。**省周口市为全国重要传统棉区之一，植棉面积和产量常年位居**省首位，对转基因抗虫棉引进推广较为典型。同时该市非抗虫常规棉种植面积也占有一定比例，该区棉农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是否采用抗虫棉，因此该地区棉农的行为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影响农民抗虫棉采用行为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故选择**省周口市作为研究地区。 1.2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此次调查采用半结构性取样方法，先按典型抽样法确定三个样本县，分别为太康县、扶沟县、西华县，选取九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村，然后在各村随机抽取30户棉农进行面对面问答式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273份。采用K-A-P调查法（认知—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家庭基本情况、20xx年棉花种植情况、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棉花生产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五部分。并对周口市及各样本县棉花办公室、种子管理站、植保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获得了有关数据。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实地调查。 2结果与分析 2.1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采用逆转情况。通过调查农民最初知道转基因抗虫棉、开始种植抗虫棉年份及是否一直采用转基因抗虫棉等问题，得到自1998~20xx年被调查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逆转行为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999~20xx年采用抗虫棉的农民的比重随着知道抗虫棉的农民比重的上升而上升，但20xx年以后部分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行为发生了逆转，开始放弃采用转基因抗虫棉，转而采用非抗虫常规棉。至20xx年初，有36.26的农民发生了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行为。 1998~20xx年被调查农民对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情况变化图 2.2样本户基本情况与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调查中有99户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户主平均年龄为44.8岁，略低于总体平均年龄的45.5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8年，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7.59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411元，比调查总体平均收入水平低322元，80以上发生采用逆转农民20xx年人均纯收入在3715元以下；棉花种植面积以小规模种植为主，平均植棉面积为0.308hm2，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0.4hm2，61以上农民植棉面积在0.33hm2以下。 调查发现，未受过教育的农民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比例为43.75，而受教育时间超过10年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仅为26.32；随着家庭纯收入的提高，农民采用抗虫棉发生逆转的比例由年纯收入在0.5万元以下的60降低到年纯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27.47；不同的植棉规模，农民对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的比例也不同，随植棉规模增大，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农民比例由51.65降低到11.38；而户主年龄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未显示出规律性变化。 2.3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与其采用逆转。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内部基因的改变和由此引起的生长发育及产量性状的变化，在种植过程中应当采取与常规棉不同的栽培管理措施。如果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缺乏全面了解，误认为抗虫棉就是“无虫棉”、“懒汉棉”，在田间栽培和病虫害防治上不加强管理，将使转基因抗虫棉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抗虫、高产优势，影响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农民对抗虫棉种植效果的评价，最终影响其是否发生采用逆转行为。我们通过对棉农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年数、对抗虫棉种植效果的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