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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知识调查情况案例 金钟山中学 杨成芳 从200年，。我遗憾地发现：任重而道远 2008年中，仍然有的人“不懂性病、艾滋病这两个词之一”其中女比男多一些。 除了这些不懂的人，我询问了这样4个问题： 有人说：只要在性生活中，正确地使用完好的避孕套（安全套），就不会被传染上艾滋病。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正确回答这道题的人22.6％如果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人，对着别人打喷嚏，会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吗？ 正确回答者47.7％，％。 如果使用艾滋病病人用过的碗筷，会被传染上艾滋病吗？ 正确回答的人27.2％，到200年如果与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人握手，会被传染上艾滋病吗？ 这道题的正确回答率是56.1％，到年％， 以上的历史比较，都构成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增加。 从上面这些数字来看，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是也还不错。可是，如果我们把这4道题全部回答正确的人统计出来，那么情况可就惨了 如果分层来看，那么就触目惊心了 08年女性的全部正确率只有15.2％ 09年女性的全部正确率有％ 全部正确率为什么会如此之低？ 第一，我们不但需要努力宣传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更必须努力说清楚：什么不传播。 打喷嚏、共用碗筷、握手这三项行为都不会传播艾滋病，但是直到年，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知识。他们的错误回答，把整体的正确回答率给拉下来了。 第二，一定要把预防艾滋病与“搞好个人卫生”区别开 打喷嚏、共用碗筷、握手这三项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都属于“搞好个人卫生”的范畴，与预防艾滋病无关。之所以有很多人直到2006年还在这些问题上犯糊涂，与我们的宣传教育的基本指向有关系。 目前的宣传，突出强调艾滋病的普遍性的实在是太多了，而讲清楚它的特殊性的又太少了；极力强调传播的必然性的太多了，而说清楚它的传播小概率的却太少了；力图搞得人人自危的宣传太多了，而说清楚艾滋病其实很容易预防的却太少了；盯着个人的“高危行为”的太多了，而说清楚“无来源就不可能传染”的太少了。 结果，就像“非典时期”一样，较低阶层的人们只好用“与世隔绝”来保护自己，只好把道德意义上的“洁身自好”扩大为个人卫生意义上的“防止病从口入”。在这样的情境与氛围之中，我们再告诉他们打喷嚏不传染，他们也不会相信的，反而会认为我们是在欺骗他们。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一切形式的歧视，都是首先地与主要地来源于此，来源于人们对于“道德上的坏＝身体上的脏”这样一种潜意识，来源于对于“脏”的千年恐惧。 在这样的情境与氛围之中，如果我们仅仅去讲什么“关爱”与“爱心”的大道理，却不讲清楚为什么艾滋病感染者并不脏，那么听众只能在心里笑话你是SB。 第三，我们必须确立一个“国家标准”：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 在目前的宣传教育中，不讲“安全套问题”的越来越少，大讲特讲的反而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在200年的时候，在所有4项知识中，“安全套问题”的正确回答率就是最低的。又经过年的宣传教育，到为止，它仍然是最低的。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 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在学术上争论这个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也无法定于一尊。但是在面对进行宣传教育的时候，这个问题必须明确无误而且坚定不移。 我们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对于这个问题，正确回答率最低的， 我们的定性研究发现：他们主要地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相信；也不是不相信安全套，而是不相信我们的宣传。他们无法明白“既有这种可能，又有那种可能”的学术说法，也无法理解“失败概率大小”是什么意思。因此只要我们的宣传中出现了一点儿模棱两可，就只能促使他们更加怀疑我们的宣教。 我在此郑重地建议：“把学术的给学术，把普及的给普及”。所谓“安全套无法预防艾滋病”的一切说法，应该在专业领域中发表，却一定不要再出现在大众传媒中。 3．调查方法 200年月到月由个调查组同时进行。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收集社区情况：在每个调查点，组长填写“社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是因为我们在200年数据分析中发现，被访者所处的社区的情况，对他／她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课题组 组长：潘绥铭教授；抽样负责人：乔晓春教授；课题组成员：黄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