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一切资料.docVIP

我思，故我在 “这是笛卡儿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他看来是一条真理。笛卡儿首先怀疑一切事物存在的真实性，比如说吃饭、穿衣等等一切在普通人看来很平常的事情。对他来说人类的活动在思维中的表达可分为现实和梦境，然而这两种的真实性是不同的，前者是真实的，而后者是不真实的，但对一个人来说，思维究竟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所感觉到的事物究竟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境中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在做梦的时候,会认为自己感知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在做梦，只有当他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是梦中的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笛卡儿怀疑一切事物的真实性，这个假设在笛卡儿看来是可以成立的。于是真实和不真实就没有了绝对意义，因为没有人能确切地说,他不是在做梦。但有一个命题是不能被怀疑的，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即“我思故我在”，因为一个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境中,都不能否认自己在感知和思索，于是只要一个人在感知和思索,那么他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才有这种能力。 当前，我们生活在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对扑面而来的意想不到的各种信息，面对高科技时代依然存在的迷信和愚昧，面对漫天而来的挥之不去的广告宣传，作为用大脑支配行动的现代人，如何仅凭人皆拥有的思维的判断力明智地处理日常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各种信息，或许，笛卡尔当年普遍怀疑的方法，今天依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笛卡尔被誉为欧洲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创始人（英国的培根被视为欧州近代哲学的预示者）。笛卡尔享有如此殊荣，固然由于他确立了近代哲学无可置疑的认识论起点——“我思故我在”，这一原则以后成为理性主义的基石、主体论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后继者们虽然把他的体系的结论奉为既定之真理，却丧失了作为起点的怀疑的活力”[1]。作为笛卡尔哲学基本和首要方法的普遍怀疑，是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前，对人的思想的认知能力的系统检查，是对人们已然养成的既定成见的系统批判，它告诫人们切勿把可疑的东西当作真实可靠的东西来接受，而要接受一项事实，必须达到清晰、明确的理解程度。因此，对于方法论的怀疑主义而言，怀疑的运用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既是批判的，又是扬弃的。怀疑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一切，而是为了排除成见，发现错误的原因，寻找知识的可靠基础。一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是针对可怀疑的事物展开的，并通过三个依次递进的步骤而完成。(1)将一切由感官得来的东西都视为不可靠。这一点既是依据日常的经验，又显然沿袭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将感觉和意见的领域视为可变的，不真实的世界；(2)将身体的器官如头、手、脚视为不真实，如同在做梦一样，都是幻觉。早在柏拉图的时代，就流行着梦幻与清醒可能混淆的假说，所谓“浮生若梦”，而在更早的中国古代，也有庄周梦蝶之说。由此可见，对于梦的解析，直到笛卡尔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以至笛卡尔用梦境作为怀疑的一项理由；(3)对物体的性质、广延、形状、数量、地点、时间以及算术和几何学等不因具体对象存在与否而具有普遍性的共相和学科产生怀疑，这是基于一种邪恶妖怪存在的假定，以此说明人们平时计算出错以及在其他简单事情上出错都是这个妖怪在作祟。上帝和妖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的伟力，前者以其自身的完善性吸引人们向善，而后者则因其恶的本性使人为恶。另外，笛卡尔还认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的不适当运用，也是导致人犯错误的原因。[2]在没有证明上帝存在之前，为了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排除一切成见，笛卡尔假定邪恶妖魔使他在各种简单事情上出错；在证明了上帝存在之后，上帝就战胜了妖魔，它被看成一切知识和真实性的保证。这说明把“清晰明确”作为接受事实的尺度不能成为终极的标准。人们怎么知道他们清晰明确地接受来的东西是真实的？或许此时是明确的，彼时就不明确了；在一人是明确的，在他人可能是不明确的。只有人们心中完满的上帝观念以及由此证明上帝的存在才是一切真实性的保证。因为上帝是至善全能的，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欺骗人，上帝用它的完善性和全能性保证了人们所接受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人和世上万事万物在根源上都要归结到上帝那里。[3]由此可以看出，上帝概念在笛卡尔的哲学里，不是宗教信仰的最终归宿，而是知识真实性的最后保证。有人认为，笛卡尔的哲学体系在证明了上帝存在之后，上帝就被置于一旁，无所事事了。其实，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概念在本质上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高概念“上帝”是一致的，上帝被看成无穷因果系列中最后的根源，它满足了人们的理性追根问底的形而上学要求，上帝是人们在追溯终极原因时不得不使用的一个逻辑假定。由此可以知道，上帝概念在西方哲学的出现和使用，具有不同的层次和含义。笛卡尔把上帝看成人的理性能够认识事物真实性的最终保证；莱布尼兹认为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具有源于上帝的“前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