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高挂.docVIP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张艺谋的同名电影，反映的是中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妻妾成群的“老爷”与其3个姨太太以及姨太太与昔日恋人之间畸形、曲折的关系，表达了封建大家族锦衣玉食掩盖下，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内心的孤独无助和对爱情、自由的向往。舞剧除了用“足尖上的艺术”展示凄婉的戏剧情节外，还采用了京剧、民间建筑、特殊的服饰、华丽的灯光等表现形式，对传统意义上的芭蕾做了多种突破，“充满浓厚的东方情韵，同时也散发出国际化的味道”。几经轮回的“大红灯笼”有中国芭蕾“红天鹅”之称，此前没有哪出中国芭蕾舞剧能像新版《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在世界芭蕾舞界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和争议。无论是在苛刻的法国、冷淡的英国，还是挑剔的日本，都迅速获得欢迎，甚至与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美国坎宁安舞蹈团这样的世界级名团一道，获得有“舞蹈奥斯卡”之称的英国国家舞蹈大奖“最佳外国舞蹈团”提名。可以说，对于在世界艺术圣殿里还显得太幼稚、太年轻的中国芭蕾舞来说，《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意外走红完成了中国芭蕾标志性的转变，也标志着芭蕾这一舶来艺术与中国本土的结合终于得到了国际艺术界的认可。 ?舞剧除了用“足尖上的艺术”展示凄婉的戏剧情节外，还采用京剧、民间建筑、旧款服饰、华丽灯光等表现手法，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芭蕾程式。本次全新改版综合考虑了首演以来的各种意见，依旧由原创作班底的张艺谋、陈其钢、王新鹏、王媛媛等完成，基本结构与故事不变，但舞蹈改动过半，尤其加进了大量的新编舞蹈，音乐变动也较大，增加了不少新成分。故事情节、舞蹈设计、舞美服装、电影蒙太奇手法的应用成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最大的四个看点：情节的曲折与张力来自于张艺谋描写故事的丰富想象力；在舞蹈中融入了大量的民族舞、现代舞和京剧手法；而舞美是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满堂华彩极尽绚丽之所能，张氏所酷爱的大红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黑白两色，加上深蓝、橙、黄、绿等色的点缀，眩目而不杂乱。灯笼、月亮门、麻将桌、照壁、花轿，无不充满特色而不突兀。色彩娇艳、玲珑紧致的高开叉改良旗袍，剧中极具形式感的４４只大红灯笼，也将张艺谋的审美追求在舞台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欧洲巡演时，除了独特的形式感，当地的媒体几乎都以大篇幅评论了此剧的音乐，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凄怆、悲凉、震撼人心的音乐，带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音乐中２０％取自中国传统民间音乐，８０％属于创新，两者的民间特色清晰可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浓郁的民族韵味，为了达到编剧一再强调的震撼效果，音乐中还采用了多组不同配置的分量很重的打击乐，好听的音乐夹杂着幽怨的青衣吊嗓声，无不令人心碎。芭蕾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舞台表演艺术?;?芭蕾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舞台表演艺术。即使不特别熟悉这一艺术样式的观众，也知道它是“足尖上的舞蹈”，知道它那挺拔、修长的“Arabesque”，知道它那“天鹅般”静穆与典雅的舞风。事实上，“形式感”很强的芭蕾，积淀的是包括基督精神、哥特式审美和绅士风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精神。根据文化传播学的原理，某一文化形态在播迁异域后，反倒比其原生地的母体更固守形态的原发性和纯粹性。尽管芭蕾的形式在中国大众的接受境遇中已与原有的文化精神相剥离，但要在这种抽象的几何形态中注人中国文化精神也并非易事。更何况“大红灯笼”所面对的是《妻妾成群》这样的文化旧俗和社会陋习。张艺谋高挂芭蕾“大红灯笼”的初衷，可能是灯笼的象征、京剧的意味以及传统中国的文化色彩，但他不能不首先对原著的叙述焦点及焦点人物作颠覆性的处理，否则他将被芭蕾的“形式感”所颠覆。非常看重“形式”在艺术表现中的重要作用的张艺谋，不可能置芭蕾艺术的“形式感”不顾而为所欲为。．按照舞剧叙述的特性升华原著的主题;?据称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但张艺谋的电影则是改编自苏童不同名的小说《妻妾成群》。我并不认为张艺谋电影的选材是迎合西方世界期待的中国“民族性”，从小说《妻妾成群》更名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来看，毋宁说是张艺谋更看重选材中“镜头语言”的艺术张力及其文化内涵。将《妻妾成群》的直描隐匿在“大红灯笼”的暗喻之后，是电影叙述中“镜头语言”的特性所决定的；电影无需改变原著的叙述焦点和焦点人物，因为在“大红灯笼”高挂的镜头下，仍然是老爷的眠花宿柳和妻妾的争风吃醋。但显然，芭蕾“形式感”所决定的“舞剧叙述”拒绝老爷成为“男首席”。这一方面是由于芭蕾“男首席”体态语言的美学规范拒绝“老爷”的委琐和阴毒，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老爷“成群的妻妾”使“女首席”难以抉择。于是，芭蕾舞剧“大红灯笼”将“男首席”聚集于那位与三太太“偷情”的戏班武生，三太太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女首席”；又于是，男、女首席的“偷情”事件沿着自身的叙述逻辑展开，它不是“妻妾成群”中的“世态百象”，而是其原有的“纯情”之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