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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平安浙江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刘 万 成 【内容摘要】 本文在充分肯定“平安浙江”建设业已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调查分析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策制度不科学不完善对于“平安浙江”建设的深层制约和困扰，指出了平安创建工作自身存在的局限，并相应提出创新社会管理、调整政策制度、优化考核办法等对策。 【关键词】平安建设 社会管理 政策制度 考核办法 对策 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是省委2004年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六年来，“平安浙江”建设不断推进、深入发展，2009年有11个市、89个县（市、区）获得平安称号。实践充分证明，“平安浙江”建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无可取代的推动作用：极大强化了各级党政领导对于“稳定是第一责任”理念的深刻认识，有效促进了全省社会治安、安全生产、信访工作、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一大批突出问题的解决，推动了社会平安和谐状况的显著好转。2009年，我省群众安全感达96.35%，且持续6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被认为是全国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但是，全面深化“平安浙江”建设，也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和实际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落实对策。 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对“平安浙江”建设的深层困扰 与全国多数区域一样，由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加快转型的实际，特别是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等问题相互交织，社会利益格局调整不到位，导致各类矛盾纠纷比较突出，深刻影响着“平安浙江”建设。 (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造成的治理难题 在现行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下，城市居民占有大部分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资源，并且浙江省服务业和低端制造业发达，又带来了充裕的就业机会，致使我省城市仿佛具备了巨大无比的磁力，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从省内外农村流入。 由于没有城市人口向农村区域的同步、对向流动，这种人口流动只是单向性的，其弊端日趋凸显：一是乡村“空壳化”。青壮年普遍外出经商打工、创业发展，老人外出投亲，儿童外流求学，导致不少地方除县城、中心镇外，农村乡镇、村出现“空壳化”。在浙南、浙西山区，乡校的老师多于学生，乡政府干部多于驻地村日常在家群众的极端情形并非罕见。这些乡村在家居民大多是老弱病残，安全防范、卫生防疫等意识薄弱，木结构民房多，通村公路安全设施少，部分“武疯子”失管，安全隐患相当突出，发生火灾、翻车等事故、重大疫情或个人极端案事件的风险较大。比如，2009年10月28日，江山市四都镇前岭村一辆中巴车翻到近百米深山下，致死10人、受伤18人，导致该市成为当年度全省唯一未获平安称号的县级单位。 二是城郊结合部“治理难”。开发区、工业区大多处在城市边缘，而农民工往往就近就业，加上中心城区房价、租金高企，导致大多数外来人口滞留、积聚在城乡结合部。这些城郊结合部范围广、变动快、情况杂，治理难。比如，温州市区周边的城郊外结合部面积大大超过中心城区，外来人口数量大大超过户籍人口，鹿城区双屿镇户籍人口1.8万，外来人口28万，其比例小于1：15。这些区域道路十分拥堵，消防安全难以保障，环境秩序杂乱，水、电、绿化等公共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医院、银行和邮政网点少。并且，由于当地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主要根据户籍人口数配备人员，管理力量尤其是警力因此严重不足，不少地方于是演变为社会管理的难点和违法犯罪的窝点，成为制约地区平安建设的一大难题。 (二)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影响社会安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不少人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警戒线，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值为0 .47。 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贫富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一端是为数不少的企业家等富裕人士，使我省成为全国主要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单单汽车就至少有10个品牌销量甲于全国。另一端是部分外来流动人口和农村人口，因就业无着、低工资、患重病、子女教育等原因致贫，基本生活困难。统计表明，贫富差距进入新世纪后不减反增：2001—2007年我省城镇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3.88发展为1：5.22，农村为1：5.81扩大成1：7.02。 必须要看到的是，这样的贫富差距之所以出现，主要是一大批企业家、创业者得风气之先，搏击于市场经济浪潮，获取较多社会财富的结果。这些人主要靠胆识、资金与能力致富，但社会上也的确难以排除少数人依靠血缘、亲缘关系以及各种投机行为、违法行为而发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一些不正常因素，被社会舆论渲染为“富豪者皆有原罪”，以及媒体披露的诸多权钱结合产生巨富的事例，深刻刺激着一般社会民众的心理。 “仇富不仇袁隆平”，因为那是科学家致富有道，公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