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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村 古典医道的现实践行者 　　十年时间，刘玉村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从一家日渐迟暮的百年医院改造成一家生气勃勃的医院。当下，医改步入深水区、医患矛盾激烈，刘玉村掌舵下的北大医院依旧发展稳健，而且不失创新。 　　作为管理者，“以道御术”是刘玉村最鲜明的风格特点。北大医院作为中国顶尖教学医院，专业化程度极高，但在刘玉村担任院长的十年间，他并非把重心落在推动专业性进一步发展与谋划商业盈利上，而是全力推动道德感、价值观落地，把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注入到全院三千多名医护人员心里。 　　 　　刘玉村认为，一家医院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感召力，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或许在这家医院你可以看到几位大牌的专家、几门强势的学科、几项先进的技术”，但最终“医院很可能会迷失发展方向”。“在中国，原本应该有的医学精神，已经被市场经济冲击得非常厉害。如果北大医院、协和医院这样的大型公立医院从思想上都沦陷了，那中国就没有好医院了。” 　　十年后，因为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北大医院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反过来，又促进了医院在专业性和盈利性上的提升。刘玉村的目标是，到2030年，北大医院跻身北京前三，全国前五。“但15年以后，我很可能是北京第一。”刘玉村自信满满。 　　就在北大医院从U型抛物线底部反弹上升时，刘玉村却要离开并赴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曾经说过，他很享受院长这个职业，因为它能实现人生理想，但未来他更希望能够重回学校，教育出一流的学生。要担任“北大医院党委书记”这个职务，也许大家心目中那个言语间充满个人特点、观点犀利独特的刘玉村将会“消失”。刘玉村开玩笑地说，以后讲话要更加慎重一些，要注意分寸，“一慎重这个人就没劲了。” 从原点重塑价值观 　　2006年是刘玉村事业的转折点。当时，北大医院正处于下滑通道，刘玉村非常着急。他对北大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是情感上的依恋，还是文化上的深度认同。作为北大医院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个临床医学博士，他在这里受教、工作。 　　刘玉村成为拯救北大医院的“白衣骑士”。上级把他从北大医学部副主任调任为北大医院院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好像在阻拦一列下行的火车，“不但要遏制它下行的趋势，还要把它推回到上行的轨道。” 　　北大医院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它是中国第一家国立医院，曾经大师云集，引领了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潮流。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一大批老专家退休，它的光环逐渐褪色。加上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身处皇城保护区，受制于地块和政策，其他公立医院又是扩地块、又是盖高楼，逐步做大规模时，北大医院依然蜷缩在狭窄的空间内求发展。北大医院在规模发展上渐渐被其他医院拉开差距。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就没法提了，这进而影响的是医护人员的心气，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刘玉村的使命就是给这辆下行的火车注入新的推力，让它“形成前进的惯性”。 　　千头万绪，所有的问题都摆上了台面，但该怎么着手？跟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寻找病根才能对症下药。能不能找准病根从根本上考量着一个医生的执业水平。刘玉村就任北大医院院长后，并没有立刻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没有轰轰烈烈抓经济效益。他给北大医院开出的药方是“先文化，后经济”，狠抓医院文化建设。这个下药方式虽然很别出心裁，但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开始并不是很理解他的做法，他们议论纷纷。 　　就任院长3个月，刘玉村召开了25场座谈会，与全院八百多位职工进行了面对面深度沟通。在与全院职工沟通中，刘玉村发现，医院内部缺乏文化上的凝聚力，大家对于医院发展的未来都很迷茫。这种“迷茫”难以用钱解决，仅靠经济效益不能解决精神上的问题，只有从文化入手，才能激励、团结人心。 　　刘玉村从北大医院历史中寻找激励人心的文化，用厚重的文化基因去构建新气质。在几代人的传承发展中，北大医院形成了“厚德尚道”的文化传统，“我们简称厚道，医生对病人应该厚道，院长对工作人员应该厚道，病人对医生也应该厚道”，刘玉村称之为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能丢的“气节”。 　　刘玉村想了很多办法，“我把它印在杯子上、名片上、玻璃上、院墙上，到处都是，让大家随时都能看到，然后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水准原点”是刘玉村为北大医院找到的第二个精神支柱。北大医院内，有一座花岗岩砌成的小石屋，它的名字叫“水准原点”。这里曾是计算测量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海拔高度最原始的基准点。刘玉村决定把“水准原点”文化嫁接过来，“它是昭示医院文化精髓和内涵的最佳载体。联想到我们以医疗、教学和科研为主体的各项工作，也应该有如这水准原点一般处处起到垂范作用，成为公认的标准。” 　　现在，“厚德尚道”和“水准原点”已经被写在北大医院院墙上。走近医院大门，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看到这条醒目的标语：“尊敬的来者，无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