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癌症防治五十年检讨.docVIP

大陆癌症防治五十年检讨 　　位于北京东南三环的中国肿瘤医院是中国建设最早的三家肿瘤专门医院之一，穿过住院部和诊疗区走到东边的大院就是肿瘤研究所。这里的科研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从吱呀作响的电梯出来，眼前是逼仄的回型走廊、油漆斑驳的房门，门楣上的房间号残缺不全。 　　刘伯齐教授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仅三四平方米大小，门很窄，左边搁一张诊疗床，黑色的人造革床面，破了几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旧海绵。办公桌上仅有的办公设备是一部红色电话，通话时会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和肿瘤医院设施先进的住院区相比，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严峻的癌症流行态势与薄弱的防控体系，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大跃进冲动：十年制服恶性肿瘤 　　刘伯齐1972年正式进入肿瘤研究所，从事流行病调查和防控工作时，不过30岁。当年带领这些年轻人工作的，是中国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李冰早年读过医护学校，曾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的父亲李克农，曾以出色的情报工作蜚声中外，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957年左右，为了给驻京外交使团人员及其家属服务，卫生部筹建国际医院，李冰参与了筹备工作。当时河南林县的食管癌、江苏启东的肝癌和云南个旧的肺癌均呈高发态势，金显宅、林巧稚等著名专家向李冰建议，恶性肿瘤已经对民众健康造成威胁，而中国尚无一家肿瘤专门医院，不如将国际医院改为肿瘤医院。 　　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遂于1958年应运而生。这时正值大跃进，公众对癌症尚无认知，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激情年代，肿瘤防治也喊出了“十年制服恶性肿瘤”的口号，甚至抬着“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的大标语上天安门游行。但彼时，中国连肿瘤医生和研究人员都十分有限，癌症防治进展十分缓慢，这一波热情消退后，有人在卫生部提出撤销肿瘤医院，建一些为晚期癌症病人“等死”的休养所。李冰向周恩来求助，在周的支持下，1969年，天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 　　1973年初，周恩来和彭德怀、陈毅等开国将帅，先后被诊断患有癌症，在一次研究高干保健的会议上，周恩来让李冰介绍中国癌症的发病情况。李冰手头只有国外的调研数据，周恩来很不满意，认为不了解自己的国情，根本无从工作。之后，全国肿瘤防办便开展了第一次对癌症的综合科学考察。 　　科考人员来自遗传病学、肿瘤、土壤、植物、水源、地质等三四十个不同专业，刘伯齐是其中之一。他们第一个重点考察的地区是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详细询问老百姓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并采集周围的土壤和植被，带回实验室化验分析。 　　考察团沿着太行山，对周围晋、冀、豫三省18个县的5000万人口进行了癌症调查，渐渐注意到了饮食习惯对癌症的诱发作用。刘伯齐至今对豫西北一带农民糟糕的生存状况仍印象深刻。“那里到处是沙地，种不出多少粮食，老百姓真是苦啊！他们用树叶子、萝卜叶子腌制成菜、酸菜，当年八九月开始腌，埋到地下，一直要吃到来年的五六月。”他亲眼见过老百姓打开的腌菜罐子，里面汤汁粘稠，“含有大量微生物，有的还长了蛆虫，人们捞起来照吃不误。” 　　为了自我保护，考察人员每次出发前，都从招待所随身背一壶开水，尽量不在百姓家里吃饭，不喝生水。“夏天的时候，腌菜汁酸腐度很高，老百姓还用这个汁冲水喝，觉得挺好。江苏一些地区，老百姓常年以玉米为主食，但又没晒干，发霉了仍然吃，这里面就含有大量致癌的黄曲霉素。”刘伯齐一口湖南腔，讲得抑扬顿挫，每讲到此处，都拖着长长的叹息。 　　第一次癌症调查：典型的穷人病 　　针对癌症的调查后来扩展到全国，当时要对8亿多人进行采样调查，几无可能。同济大学医学院卫生统计学教授周有尚为此提出了死因调查法――活人确诊肿瘤不易，因肿瘤而死亡的患者却一目了然，只需要调查死亡人口患病情况，就可以方便的获知数据。这个办法使得全国性调查得以展开。 　　第一次死因调查历时一年，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清楚描绘了中国大陆胃癌、食管癌、肝癌、宫颈癌、肺癌、肠癌、白血病、乳腺癌等多发癌症的死亡率水平及其地理分布，并显示包括传染病、寄生虫病、精神疾患、消化系统疾病等死亡率水平及其分布特征。 　　调查结果在1979年汇编出版，先后出了中、英文版《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专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死亡地图集》，轰动国际学术界。其中英文版的精装报告，一度作为接待外宾时的国礼赠送。 　　这次大范围癌症调查，也让中国政府基本掌握了当时恶性肿瘤的流行规律、分布地区和人群特征，并在全国建立了癌症防治网络，包括各级肿瘤防办、各省市肿瘤专科医院及肿瘤防治研究所，在全国主要癌症的高发现场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防治研究。 　　那个时期，中国应对癌症策略的重点是防控，而非今天的晚期治疗。全国十多个地区开始进行癌症发病及死亡的登记工作，以便于逐步建立全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