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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1引言　　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从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入手，可为进一步认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揭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市结构的合理组织提供参照。欧美等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早于我国很多，对城市结构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领先于我国。如Duncan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关注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之外，收入因素对芝加哥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1]；1968年，Kain[2]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关于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SMH)文章，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在2007年Urban Studies刊登的一篇有关The Mechanisms ofSpatial Mismatch文章中，Gobillon[3]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达156篇，由此可见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在西方为众多领域学者所重视。　　在对于“空间不匹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的影响却是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4]。有学者从交通和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联系入手，对城市结构演变和居民职住分离的关系进行研究，如Clark和Burt指出交通成本对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随城市扩张而加剧[5]。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更加关注房价、租金、交通等经济因素的对职住关系影响[6,7]。　　一些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有关职住分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促进了国内学者对职住关系问题的关注，如丁成日着重从就业中心的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说明职住分离现象随城市结构变化的演变，并介绍了国外一些典型城市的实证研究成果[8]。周江评则介绍了美国学者对空间不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国内城市中的大规模拆迁和房地产开发所导致的城市空间格局重新分布，也会引起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现象，并可能带来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问题，需要引起有关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注意，并且指出目前国内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9]。　　相对于国外较多的理论研究，国内有关职住关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实践研究层面。如随着中国住房政策的改变，大量研究针对居住区位的变迁和居住区位选择，对城市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居住区位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揭示[10-13]。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城市发展的实际对我国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现象进行研究，如柴彦威以兰州为例，对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造成职住关系的演进进行了分析，认为职住分离会加剧[14]。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并不明显[15]。周素红等以广州为案例,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组织模式，并认为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形成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16,17]。还有一些学者对郊区化发展和职住分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冯健等在研究北京城市居民迁居行为时，特别对职住分离的现象也给与关注，认为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18]；宋金平等的研究则认为，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19]。　　孟繁瑜等以北京市不同区域内3个社区实地调研为基础，认为北京市内存在双重的城市空间失配现象——城市郊区社区居民的主要工作岗位集中于市区内部和城市市区社区居民的工作岗位郊区化，并指出两种空间失配现象导致了就业人员通勤过程中的高昂通勤成本,并有带高失业率的隐患[20]。一些学者也关注到开发区的大规模建设所带来的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21,22]，并从规划的角度提出进行开发区的职住平衡概算[22]。还有一些学者从交通与出行的角度，通过职住空间关系、上班出行距离、上班出行交通时间等方面的分析，对城市居民的职住分离问题进行了研究[23,16]。　　但由于我国城市居民住房市场化运作时间相对较短，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中居住结构和就业空间结构的空间错位现象的关注却相对较少[12,17]。事实上，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居住—就业空间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职住分离现象日益突出，对城市建设和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空间范围迅速拓展，人口及产业不断外迁，城市空间结构演进非常迅速，对城市研究和城市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本文选择以北京这一人口规模庞大、社会经济变革迅速的特大城市为实证研究对象，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探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内部居住结构和就业的空间组织过程。　　2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目前对职住分离问题研究主要采用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