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居住就业平衡研究.docVIP

北京市居住-就业平衡状况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推进，大城市的居住-就业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型居住区和就业区涌现，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呈现分离和多元化态势。由此也引发生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矛盾突出等，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的代表，其表现出来的就业-居住空间特征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北京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城市郊区化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和规律，这些对进一步做好城乡规划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居住-就业平衡理念的发展 居住-就业平衡理念最早萌芽于1902 年霍华德的田园都市理论，其基本内涵指在某一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就业人口数量与就业岗位的数量大体相当，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 从而减少通勤出行的距离、时耗与机动车的使用率，达到减少交通拥堵的目的。之后，由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和芒福德的平衡理论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国外关于居住-就业空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居住-就业空间平衡与交通拥堵、通勤行为、政府政策、城市空间结构等；利用最优化技术，测量过度通勤，进而探究合理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居住郊区化的浪潮, 中产阶级把住房迁往郊区, 在郊区居住区和城市中心区之间形成了大量的上下班交通流, 给城市交通带来沉重的负担。随后，郊区化进一步发展, 大量的就业岗位, 特别是白领写字楼和服务行业由市中心区迁到郊区。但是这种就业外迁并没有减少郊区居民的通勤距离, 从1977 年到1983 年, 美国郊区居民的平均通勤距离从10.6 英里增加到了11.1 英里。长距离的通勤带来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日益严重。一些学者认为, 在美国的许多大都市区内, 就业和可支付的住房在空间上的不匹配, 是造成人们远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进而造成空气污染加重的主要原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就是要在空间上实现居住-就业平衡。由此,“居住-就业平衡”即“职住平衡”成为一个专业术语,居住-就业平衡的理念逐步被引入城市规划和政府管理政策中。如南加利福尼亚联合政府把就业-居住平衡列入空气质量管理法和区域发展法, 计划从1990 年到2010 年, 在居住密集地区增加9%的就业岗位, 在就业密集地区增加5% 的居住单元, 从而最终达到就业- 居住平衡的目标。 国内对居住-就业空间关系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主要侧重于通勤的空间过程以及城市空间形态与通勤关系的实证研究。如李强等通过对北京回龙观和天通苑两大居住区的研究，发现这两大居住区的居民由于“职住分离”，导致大量向心交通流加剧交通拥堵，也导致居民上班的通勤时间和距离增加。冯健等通过对北京市居民所作的千份问卷调查发现，北京本地城市化和近郊化的特征明显，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显著，传统单位制度下职住合一的空间格局已被打破。宋金平等认为，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开发，北京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问题，并造成了低收入阶层通勤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增加，导致交通拥堵、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二、北京市居住-就业平衡研究案例分析 本文精选了两个研究案例，采用区域分析和通勤情况分析两种方法透视北京市的居住-就业平衡状况，对北京的居住-就业平衡状况给出直接而明晰的判断。 （一）基于特定区域的居住-就业平衡度分析 根据居住-就业平衡的内涵，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就业岗位的数量和居住单元的数量是否相等是判断居住-就业是否平衡的基本方法。由于这种测量方法以一定的地域范围为单位, 地理范围的尺度成为测量的关键。尺度不同, 结果差异很大。一般来说, 地理范围越大, 平衡度和自足性越高; 范围越小, 平衡度和自足性越低。有关学者将其归纳为三个不同层次: 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层面指的是较大的行政单元, 如县或市, 在这个层面上平衡度一般较高。但由于地域范围很大, 即使平衡了, 实际的通勤距离可能也很大。微观层面是指社区、邻里或人口普查区, 虽然在这个层面上的平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小通勤距离, 但跨出这个区域的通勤也不一定就很远。所以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测量结果对于政策的制定都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 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中观层面上。 本案例研究范围为除平谷、怀柔、延庆、密云以外的12 个区，即通常意义上的最远可达通勤圈，总面积90,723平方公里。其中新东城、新西城（区划调整前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为中心区，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为近郊区，中心区与近郊区组成传统意义上的城八区，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顺义、昌平为远郊区。研究采用分街道或分区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在业人口居住数量比值即居住-就业平衡指数（JHB） 作为测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