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docVIP

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北大的博士生文化节上做第一场讲座是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有点像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比赛，通常第一场比较平淡、沈闷，通常0：0结束。第一场比赛人们都非常拘谨，我今天也非常拘谨。实际上我在各位博士生面前很惭愧，因爲我没读过博士，我的最高学历是硕士。没读过博士，能在北京大学做博导，而且能在博士生文化节做这样的演讲，我觉得是让人心慌的事情，总觉得我拿什麽奉献给你们。 也许博士生文化节有点同语反复，博士生代表一个大学最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博士生节就可以了，是这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一直在提倡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体现在方方面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这个学校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最高层次的人才其实就是博士生，你们所代表的精神、知识、境界。一流大学体现为一种研究型，学校要有学术方面的产出。前不久，我们学校召开了一次文科院系发展的动员大会，大家都感触北京大学如何能在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在学术研究上成为一流。我看到一个统计，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引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这个差别还比较大。但我很高兴听到我们发表的文章很多是博士生的。我也相信博士生的教育、培养会成为学校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会以博士生産这个学校的学术的最重要的代表集团之一。当然任何高层次的追求都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层次越高，范围越窄。我记得一幅漫画，曹雪芹先生非常愤怒的对著后面的人说，你研究我有几根白头发干嘛？后面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博士生，他研究的题目就是《试论曹雪芹的白头发有二百五十根》。从来都是这样的，学术的层次越低，也许意味著范围越开阔，而博士生就意味著大家研究的范围特别精深、精湛。所以在座的有些博士的论文，你们的题目我可能都看不懂，因爲你们的研究太专了。 我记得我们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叫刘燕文，曾提起一场诉讼：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他的论文题目我就看不懂。这就意味著博士生这样一个大家集合起来的文化节，你们会排斥任何一个教授过分的把他的非常窄的研究领域来给大家讲，比如电脑老师来讲软体里非常细小的一个技术问题，或者红学老师来讲曹雪芹的头发到底白了多少根的问题。大家不会太感兴趣。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在各个系的同学面前讲法律的问题。我还是讲个大一点的题目：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我研究的这个专业可能是与我们的生活关联最多的知识领域之一。过去我们不大重视，瑞士有一个文革期间在北大留学的法学家。他本来已经学过法律了，想在中国继续学法律。但那时法律是绝密专业，一个人要读法律，要查他三代以上是不是贫下中农，一个出身不太好的人都读不了法律，一个瑞士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在北大学法律，当然是被排斥。他只好去哲学系学中国哲学。他经常说他是北大的工农兵大学生，是瑞士的工农兵大学生。我前些天见到他，他说当时法律系是北大倒数第二小的系，第一小的是图书馆系。那时法学是很不发达的，现在我所在的法学院已成为北大著名的文科大系之一，我们的学生数非常多。现在法学已成为国家时代非常受重视的学问。爲什麽受重视？人们历史上早期的大学有三个专业首先要设立起来，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一是医学。因爲人会得病，要打针吃药，就要有专业性的人士，就是医生这个职业，我们要有大学培养医生。第二个专业是神学系，神学系解决我们的精神问题，我们的脑袋出了问题，精神有了障碍，感到很痛苦，需要有一个人解释我们的痛苦，教导一番，这是神学系的毕业生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大学没有神学系，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但好像也不是神学系，但解决的问题是有一点相近的，那就是你的精神出了问题，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毕业生解释的。第三个专业就是我从事的这个专业，法学专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专业之一。在十一、十二世纪，人类最早的大学波罗利亚大学就设立了法学系。它解决我们的行为问题。我们的行为会出各种问题，这样的问题由法学院的毕业生去处理。法律本身并不制裁人的思想，疾病，它主要制裁人的行为。如果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认的良好的准则，让别人受到伤害，他本身就要付出法律的代价。那麽，法律本身就成?社会越来越重视的学科。 法院里发生的种种事情与每个人是有关系的，而不象有些人想的打官司那天才有关系。你不打官司，有人打官司，法院确立的那些准则会与你发生关系。我刚才提到了无线电系的毕业生刘燕文先生，刘燕文诉北大案是中国法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他是北大的博士生，在论文答辩的时候，系里通过了，同意授予他博士学位，但到学校学位委员会给了否定的判断。刘燕文离开北大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曾来找北京大学要求得到博士毕业证书，虽然学位证书得不到。但学校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他到海淀区人民法院诉北京大学，要求得到毕业证书。这样的案子是非常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