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发国债的政策在两次金融危机中的运用.docVIP

增发国债的政策在两次金融危机（1998、2008）中的运用 增发国债是一种通用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还是中国的“特色政策”，是普遍适用于各种金融危机引起的萧条还是仅仅适用于亚洲金融危机？ 一、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与中国增发国债对比 1、背景 日本：90年代初，日本国内就已经面临这经济萧条，在政府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刺激之下，日本经济于1995年度和1996年度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长。但此后由于桥本内阁断然提出了包括财政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大规模降低了政府支出，并计划提高消费税率，这就又使得脆弱的经济恢复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再加之1997年下半年发生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了日本。在这种内外冲击之下，日本经济在1997年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衰退，该年度GDP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时隔23年后首次出现的负增长（-0.7%），1998年度更是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该年度GDP增长率仅为-1.8%。 中国：与日本相比，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虽然影响的方式、程度不同，但两国都面临着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国内的经济问题更加激化。但与日本不同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隐藏在深处的制约经济增长的矛盾也日益凸现。与此同时，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增速减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投资乏力和出口受阻的局面。 2、增发国债措施 日本：日本依靠大规模公共事业支出来维持经济复苏以及经济景气。从1998年开始，日本历届政府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超大规模的经济对策，而在这些经济对策之中，公共事业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桥本内阁于1998年4月推出的总规模达16.65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中，公共事业投资共计7.7万亿日元，相当于该对策总规模的46.2%，接近一半的水平；在小渊内阁于1999年11月推出的总规模达18万亿日元的“经济新生对策”中，公共事业投资又大约相当于7万亿日元。为支持政府支出，1998年度以后国债发行规模连创新高，1998年度和1999年度国债发行额均突破了30万亿日元大关，分别达34万亿日元和37.51万亿日元，仅这两年，度的国债发行量之和就约等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债发行总额的65%左右，从而创下了日本财政史上的一项纪录。 中国：从1998年开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也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而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1998年，增发１０００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同年，还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２７００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３０年），实际上是将银行对存款人的债务转为财政对银行的债务，财政继而把这笔可用资金如数打入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账户，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１９９９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作出进一步调整：第一，在年初原定５００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增加发行６００亿元长期国债，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３００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第三，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２０００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定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１０００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经全国人大批准，财政部增发５００亿元长期国债，基本用于加快在建国债项目建设，以促使这批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２００１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主要内容，一是继续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二是发行支持西部开发的特种国债；三是适当改善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继续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增发的长期建设国债共１５００亿元，其中１０００亿元主要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金和工程收尾，另外５００亿元为支援西部建设的特别国债，要支持青藏铁路等重点工程上马。同时，继续加大设备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包括技改贴息力度。２００２年，总体上延续了２００１年的政策框架，并使国债资金的到位时间有所提前。７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９１００亿元，截至２００４年年末，七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８６４３亿元。 3、效果 日本：经过1997和1998连续两个年度GDP的负增长之后，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终于在1999年度实现了正增长，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