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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增长“疑似”借助不平等 　　“慢下来吧，不要那么快，我们必须让这个清晨持续下来。”疲倦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想起了西蒙和加丰科（Simon and Garfunkel）所唱的一句歌词。 　　前行在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全球化这些荆棘中，76岁的阿玛蒂亚森无法将思考停下。 　　阿玛蒂亚?森是印裔，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经济学良心”。近日，阿玛蒂亚?森带着“装满思考”的行李来到了北京。《凤凰周刊》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先后协助下，对其进行了专访。 　　凤凰周刊：现在，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在政府看来，如果不能保证8%的速度，很多事情没法做。您觉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同样值得迫切关注的？ 　　阿玛蒂亚?森：不应把发展视为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应该以自由看待发展。自由首先是人的实质性自由，比如免受贫困、疾病、饥饿的能力、权利、过程和机会。为使人的实质性自由变为现实，还需要五个方面的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 　　在全力进行普遍性经济扩张时，我们有必要给予社会底层以特别的关注。金融危机中，受到失业威胁、缺乏医疗护理的家庭因遭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剥夺而遭受打击尤为严重。 　　现在中国对人民的生活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有了更多的公其设施和社会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凤凰周刊：有舆论认为，中国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导致了“国进民退”。您是否把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 　　阿玛蒂亚?森：经济萧条时候，在非常局部的意义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能够是我们的救星。尽管凯恩斯非常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的问题，但是他对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的分析，却相对较少，对社会服务相对忽视。 　　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下与凯恩斯同时代的对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看法，他在当前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正是他率先把对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 　　凤凰周刊：这些年中国在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攻坚的同时，相对贫困问题也凸显出来，这其中与不平等有多大干系？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不平等联系密切。贫困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剥夺的性质。因为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非常快，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其他领域进步得相对缓慢。在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引导下，中国取消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健康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在人均寿命等方面增速放缓。即便在中国的总体收入急速增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中国经济急剧减速的时候（正如现在的情况），它便注定要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近些年里，世界基尼系数上升，中国收入增长的城乡差别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国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 　　而要消除贫困，促进平等，就必须从拓展能力的角度来推进自由。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甚至更有必要关注那些贫困人口的发展权利的剥夺问题，而不仅仅关注收入贫困问题本身。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公共讨论中只关注消除贫困，而不关注不平等问题的趋势。 　　凤凰周刊：金融危机发生后，部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批判。如何看待这种“反思”？ 　　阿玛蒂亚?森：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开始寻找一种被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我们当下需要的不是一种“新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对旧有观念的新理解，比如亚当斯密的观念，他的观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 　　斯密的《国富论》阐释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规模化，从而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但事实上，市场运行的早期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他们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斯密的经济学分析根本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他不仅支持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贫困救济，而且还深深地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正现象。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 　　可惜的是，现在人们对斯密的印象似乎只有“看不见的手”。随着充斥着衍生物的二级市场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与交易相联系的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及责任在近些年来已经变得难以辨认。所以，面对危机，我们需要找回斯密、庇古，而不应是凯恩斯。 　　凤凰周刊：这几年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被网民抨击为“替资本说话”。这是主流经济学还是经济学家的错？ 　　阿玛蒂亚?森：主流经济学在实证分析中想到的是交换主体的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