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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标注了中国道路新高度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此次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五大体制的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最为突出的就是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勇于突破思想束缚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一、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我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实现的历史性巨变被公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同时也被学者们称之为“当今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GDP仅19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36463亿元，是1978年的17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全方位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也吹响了全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号角。 　　但是，与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全面深化改革将面临更大的难度和风险。首先，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我国已经进入利益深度博弈和矛盾多发相交织的时期。由于改革对象的复杂性、改革程度的深化和改革价值追求的多元性，改革遇到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抵制更为强烈，改革兼顾公平与效率、协调现有权利格局和正义诉求的难度日益加大。 　　其次，与改革初期的单项改革不同的是，很多改革本身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如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如何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分享公共服务，就不是单纯靠某一领域的改革可以完成的，而是与政治、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最后，虽然当今世界总体上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但是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正在经历着逐渐调整的过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对中国的崛起施加种种限制，国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意味着改革真正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二、全面深化改革阐释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 　　1.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实现了各级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发展。这种竞争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和资源等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市场体系存在若干突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有效清除行政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在论及财税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看出，财税体制被提升到了有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这是迄今为止对财税体制的地位和作用最为充分的肯定。 　　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的30多年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其中1978～1993年问，财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分级包干”为主线，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提出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现在的财税体制基本上就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