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资料.docVIP

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與《新唐書》重修中的幾個問題 2015-09-28 14:24:41 《中國史研究》 謝保成 　　自《新唐書》問世，便不斷有糾謬、辨證之作推出。進而，以新、舊《唐書》兩相對勘、合註。本世紀以來的研究，則多是對其某誌、記周邊政權的某傳進行具體考證或箋註。近一、二十年，隨著史學史學科的發展，研究《新唐書》又提出一些新的問題，如重修緣起、重修的時間和人員，史料來源及史學成就，甚至涉及到歐陽修、宋祁等人學術風格的異同，等等。但從宋代史學發展的角度出發，頗感對《新唐書》的研究還有待深入，故再對北宋重修這部唐史的一些問題作一點綜合考察。 　　一 　　北宋太祖在基本結束五代十國紛爭局面之際， 開寶六年（公元973年）下詔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即《舊五代史》，註意力是放在從分裂割據的教訓中尋找歷史借鑒方面，而對唐代的歷史經驗教訓並不怎麽關切。直至仁宗前期的70年間，整個修史重點始終放在五代十國史和本朝史兩個方面。仁宗“好文”，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與監修國史王曾論“先朝美政”，認為“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殆不能及也”〔1〕。此時， 仁宗論史的著眼點仍不在唐朝的治亂問題方面。但一進入慶歷年間，便再三提出重修唐史的問題，這是什麽緣故呢？關於重修緣起的問題，先前的論述從政治需要方面談得較多，對於學術風氣的變化卻註意不夠。 　　仁宗是北宋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皇帝，當時潛伏的種種危機逐漸暴露，成為社會問題。對外，長期處於被動挨打的劣勢；國內，民眾反抗不斷，財政空虛。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西夏入犯渭州，好水川一仗大敗宋軍。進而，又陷豐州，宋廷朝野震動。接著，便是範仲淹、韓琦、富弼等推行“新政”，力圖挽救內外交困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方平數上“平戎策”。同時，最先明確提出從《舊唐書》中尋找可資借鑒的事例，說：“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跡，今可施行、有益時政者，日錄一兩條上進。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仁宗高興地接納了。此後，“遇事有當言，即取其類者以進。三五日不入，仁宗輒問其故。”時間一久，便命“取所錄《唐書》奏禦者，編次為一集留中”〔2〕翻閱。仁宗君臣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向往唐朝“為國長久”，一致希望效法唐朝的典制、故事，掀起朝堂議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風氣。這從《續資治通鑒長編》所記仁宗慶歷以後朝議的內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這方面的情況人們談論較多，不再贅述。 　　宋代中前期出現學術風氣的新變化，對重修唐史是頗有影響的。自中唐以下，中國的學術無論在經學、文學、史學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變革的趨勢，並逐漸形成新的風氣。史學上，顯現出的是以《春秋》編年、褒貶義例治史、論史的趨向，極力抨擊紀傳體史書“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但五代時期所修《舊唐書》，仍然因循唐代國史的遺風，較完整地保留著唐代史學的風貌。到了北宋仁宗前後，新的史學風氣大有演變為主流的趨勢，重修唐史日漸成為熱門議題。僅仁宗一朝，在《新唐書》修成之前，已經出現一批以《春秋》義例褒貶唐代史事的著述。王沿《唐誌》21卷，“所美，唐善也；所詘，唐惡也”〔3〕。 石介《唐鑒》3卷，自序稱：“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 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鑒。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後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故采摭唐史中女後、宦官、奸臣事跡，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鑒》”〔4〕。梅堯臣撰《唐載》26卷，“多補正舊史闕謬， 乃命編修（新）《唐書》”〔5〕。這一新潮的代表，可謂孫甫《唐史記》75卷。 孫甫以“（舊）《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治亂之本亦未之明，勸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自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至皇右四年（公元1052年）草成，嘉右元年（公元1056年）刪潤成75卷。其書大為時人稱贊，司馬光曾為之作“書後”，歐陽修、蘇軾等以其為舊史所不及。 　　為什麽改用編年、效法《春秋》會受到如此的推重？孫甫自己說得非常清楚明白：“《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眾，率辨其心跡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6〕這一說法， 大體表達了當時朝廷內外普遍的認識。一是認為當時近乎“亂世”，需要用《春秋》褒貶之法替皇帝進行“賞罰”；二是認為“時之為惡者眾”，得靠《春秋》書法“辨其心跡”，使“為惡者”臭名昭著，以使“為君者、為臣者”能夠“懼而防之”。 　　如果說適應“新政”的需要是近因，那麽適應自中唐以來出現的史風轉變則可以說是遠因了。兩相結合，既重視唐代的治亂興衰，又要以《春秋》褒貶之法認識唐代的歷史，自然不會滿意五代“亂世”所修《舊唐書》。從歐陽修為曾公亮起草的《進新修唐書表》中可以看出，在此時執政者的眼裏，先前所修《舊唐書》“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