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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外开放需四大保障 对外开放使我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但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今后需要做到“两个更好地结合”:即要把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开放的战略性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要把过去的开放经验与新时期的新特点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此,要进一步把对外开放建立在法制化的规则之上,对外开放要逐步以国内法为基础,坚持对等开放,以我为主,壮大我国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实力,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和储备货币化。 对外开放既是方向旗帜,又是具体的举措和状态。作为方向,其正确性毋庸质疑,但作为举措,则有不断审视的必要。因此,不能因为某些开放方式存在问题,就怀疑开放的大方向,也不能因为方向完全正确,就认为某些具体的开放举措天然地恰当。 尤其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进一步高度重视对外开放的方式问题。这里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更好地做好“两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要把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对外开放的方式特别是战略性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对外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国民素质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开放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但好的国策必须靠有效的方式来保障,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进入新的攻坚阶段后,对外开放的方式问题空前重要。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领域许多都是国家的命脉和要害,这些领域开放的可逆性小,错了再试的机会也少,很可能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所以,今后要更加重视开放的方式问题,要把开放的方式问题放在战略性的高度来考虑。 除了一般的开放方式要进一步加强多方位的调查研究、进行方案比选外,更重要的是确立战略性的开放方式特别是关键领域的战略性开放方式。战略性开放方式就是既能让我国从开放中最大限度受益、又始终让国际资本难以利用我国的开放兴风作浪的方式,就是国际资本“命门”在我国的开放方式。美欧的开放是有战略性开放方式的。以金融开放为例,美国的主要战略方式就是要求美国公民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决策层中占多数;德国的战略方式在于各种公共金融机构占据半壁江山加少数金融巨无霸,而这半壁江山受公法管辖,外资不能染指。我国现在属于审慎监管要求的一些资产、资本金门槛和股比限制是非常必要的,但都难以发挥战略性机制和战略性方式的作用,因为这些门槛很容易满足也很容易被突破,关键时期难以发挥“牛鼻子”或纲举目张的作用。国外的经验证明,开放中对人的限定比对物的限定更具有战略性。结合我国的实际,今后我国战略性开放方式确立也应遵循对人的限定高于对物的限定的总思路。也就是除了股权比例、资产规模、资本金状况等的限制外,也应要求战略性领域的每个外资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中国公民。美国的经验证明,本国公民比例要求比资产规模、股权比例要求更有效。 第二个结合是,要把过去的开放经验与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特点更好地结合起来。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开放经验,也形成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管理开放型社会的办法。这是今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宝贵财富,加上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综合实力,今后的开放我们更自信,更有底气,我们不怕开放,甚至不怕在不利条件下的开放。 但是,在对外开放上也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完全靠经验有时候也很危险。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越开放越安全。这在战略方向上是正确的,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但这在战术上是错误的。它是我国过去开放历程的写照,但没有看到今天与过去的不同。除了前面提到的开放的领域更加敏感、可逆性减弱外,还有开放后,管理的对手也将不一样。过去制造业的开放,进来的主要是港台资本,发达国家进来的并不多,按美国的统计,我国开放30年了,美国在我国的投资头寸也只有170亿美元,但今后的开放,无论是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还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竞争对手都可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如果开放方式不恰当,它们有能力、有经验、有实力甚至有意愿搞乱我们。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越开放越安全。 实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关键行业的开放度并不高,以金融为例,外资银行在日本的市场份额长期以来都没有超过2.5%,德国许多年只稳定在1.4%左右,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长期在7%左右,近几年达到了20%多,但仔细分析发现,外资银行对美国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贷款份额也只有10%左右,其余资产主要是购买美国证券。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需要利用在美的外资银行购买它的证券。中国入世短短几年,2006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2.1%。根据美国贸易代表署2007年中国贸易障碍报告的数据,2005年外资在中国国内保险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7%,主要大城市份额更高,北京20%,上海17%,深圳10%,广州9%。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