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墓志铭研究.docVIP

试论苏轼墓志铭、祭文的悲剧性主题的书写 摘 要：本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苏轼文集》为主要参考文本来研究苏轼文集中的墓志铭、祭文等哀悼文字。文章主要通过五部分的内容，即“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功业不立的无奈感；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失落感；不能“夜雨对床”的挫败感以及枯骨不收的落魄感等方面来阐述苏轼对于人生、命运、社会和自然的思考与解读，从而揭示出苏轼的墓志铭、祭文悲剧性主题的书写。文章鉴于历来研究苏轼诗词和散文的艺术成就、文艺风格、人格风尚、为官之道以及其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论文及论著很多，而涉及到他的应用文，尤其是墓志铭、祭文等哀悼文字的研究较少，故而本人特择取这类文字来研究，以期探究出这类文字中的悲剧性主题的书写。同时，为大家认识一个更真实的苏轼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祭悼文字，无奈与无能，悲剧性主题，书写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自然要求真。文学的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的真、社会的真。不过，文学的自身的真又不同于自然的真和社会的真，二者质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的真和社会的真只是一种存在，而文学的真却是一种艺术创造。这种艺术创造的真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比之客观实在的真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客观实在的真，而且体现了人对客观实在的真的认识、理解。换句话说，它是被主体选择了的、认定了的真，是主观化了的真。显然这种真是人类主体的一种表现。这种艺术创造的真，由于融合了人类对客观实在的认识和理解，与善发生了关系，体现了人类善的意志、善的愿望，因而它是善化了的真。真与善的高度融合、统一，就是美。因此，艺术创造的真又是美的真。[1] 在大文豪苏轼的文集中，有一类祭悼文字。其字里行间，蕴含着的即是苏轼对客观实在的真即死亡的认识与理解。当苏轼将死亡纳入自己的关照视野时，就意味着他在用他的如椽大笔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真。 在苏轼的众多祭悼文字中，我特拈出其中较富有代表性的两类文章：墓志铭和祭文（包括哀词）来研究，其中祭文中不包括内制祭文（这类文章奉皇命而写，纯属应酬之作，故排除在研究之外），这里的分类依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苏轼文集》为准。 经过统计，苏轼写有墓志铭13篇，祭文51篇（包括哀词），共64篇。有些篇目里包含几首，如《祭张文定公文三首》、《祭柳仲远文二首》等，为方便起见，皆算作一篇。把这些墓志铭和祭文按性别来分，47篇为男性对象，14篇为女性对象，另有3篇为无名枯骨（不知对象）。 综观苏轼的墓志铭和祭文（包括哀词），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篇章里充满了对人生悲剧性的无奈与无能。因此本文试从这一点来揭示苏轼对悲剧性主题的书写。“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功业不立的无奈感；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失落感；不能“夜雨对床”的挫败感以及枯骨不收的落魄感皆成为苏轼祭悼文字中悲剧性主题的书写对象。 一、“吾生如寄”的悲凉感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海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 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出门即有碍，谁为天地宽（孟郊《赠崔纯亮》）”皆是对人生如寄的书写与吟唱。“‘寄’是寓居之意，即谓此世界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皆非永恒停留之所。生命从别的地方来，还要归到别的地方去，只是一段时间寄居于人世。”[2]所以人世才有诸多的无奈，而没有归属感。对于“此身非我有”的苏轼来说，其中的意味尤其深长。随着一位位亲友的离去，苏轼的“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在其内心不断地涌动着，以致到最后不得不喷薄而出。 统计苏轼的祭悼文字，可以发现较多篇幅是在其40岁之后写的，而这其中较多篇幅是在1079年左右，即“乌台诗案”后所写。虽然在苏轼人生的后期，他在一定程度上参透了生命，但苏轼珍视生命甚至比以前有过之无不及。他是“极参透生命，又极珍重生命” [3]所以我们可以说苏轼对死亡的体悟更深刻更真切是存在着现实与历史的可能的。 苏轼常在祭悼亲友的文字中呼道“天不吾斯”，“契阔死生，四人仅存”，“死生祸福，天也”。这些歇斯底里的呼号，乃是出于“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在天面前，在死面前，我们何其无能与无奈，其可不呼号。在苏轼的墓志铭、祭文中，苏轼借他人的死生来悲自己的死生。尤其对于壮年而言的悲悼对象，苏轼尤其产生“吾生如寄”的悲凉之感。 对于“余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从子由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絃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尝有愠色……享年三十五”[4]的王子立，苏轼充满了感激、欣赏、痛惜之情。“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4]便是对死者的无辜、生者的无奈和上天的无情的最好阐述。所以，最后，苏轼只能以一种希求于未来的希望作结：“呜呼，百世之后，其姓名与我皆隐显也。”[4]对于王子立的英年早逝，苏轼毫无办法，只能付希望于时间与空间的历史推移。这是对“吾生如寄”最好的一个阐述。在《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