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部关于近代花苗的书.docVIP

《在未知的中国》读书笔记 ——五星雄鹰 一 、序论及译者说明。 塞缪尔·柏格理《苗族纪实》。1919年伦敦版。记述1904—1908年间，近代“苗族文化复兴的圣地”石门坎营建过程，以及中国西南相关地域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状况。 威廉H．哈兹佩斯（王树德）《石门坎与花苗》。1937年伦敦版。记载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石门坎教会、教育的兴衰，由于作者身为文学硕士，更着意从学者的角度去反映西南民族状况。 以上两部作品都包含在南方民族史博士研究生东人达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胡绍华在给《未知的中国》作序时写到：对于基督教新教的英国卫理公会（循道公会）在中国西南的传教（1885-1949）及中国相关各民族的社会改革情况的宣传、研究，一直是西方宗教界和人文学科领域不衰的课题。然而，由于视野的局限性，一直在“救星说”的限定内展开。因此，我们对该事件的研究，既应该看到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又应该看到该事件的特殊性；既应该看到此事件对中国西南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带来的进步，又应该看到隐匿在背后的动因。 胡教授本人认为：中国苗族、彝族与汉族群众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宗教与社会改革中，起到了主体与决定性的作用，并使这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进步作用。 胡教授分析：出生于19世纪中期英国无产者和小私有者阶层的以柏格理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侵略和他们本身阶级性矛盾的产物。历史大背景不容否认，他们本身的阶级性又赋予了这批人与同时代带着血性和野蛮性入侵中国的外国人不同的反常性，并使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外因性的作用。 胡教授称：以石门坎为中心的黔、滇、川比邻地区循道公会的教育体系，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功创举。 胡教授写到：至今，外国学者仍对这场活动在教育方面的作用高度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苗族几乎成为贵州文化的支撑者。共产党人也很快将这些受过教育的苗族人放在了少数民族组织和管理工作的领导位置上。” 东人达博士在《未知的中国》的译者说明里录入了柏格理的大概生平： 1864年4月20 日生。 1876年进入希博尔公学。 1879年会考获得优异成绩。 1881年通过国家文官考试。 1886年参加在中国的服务。 1887年到上海。 1888年到昭通。8月到云南府。 1891年12月与埃玛·韩素音结婚。 1892年传教团移住昭通。 1903年进入苏诺地区旅行。 1904年苗族求道者来到。 1905年在苗区寻访。得到赠送的石门坎土地。 1907年4月8日几乎被打死。被汉族人杨世和救下。 1908年经西伯利亚回国。 1910年返中国。 1912年着手用柏格理符号（老苗文）把《新约》译成苗语。营建石门坎学校。 1915年9月15日殉职于沙门氏菌属伤寒。王树德成为他的继任者。 二、《苗族纪实》。 清朝到民国时期的昭通周围地域，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属诺苏人，他们之中存在着活跃的封建体系。当时昭通附近的诺苏人实际上尚处于独立自主的状态。清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属于历来帝王中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他们很快就将整个云南和贵州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对付苏诺——即经常被错误地称呼为“罗罗”的战役打赢，威宁、昭通一带改为由官府管辖。只要地方首领对满清朝廷表示顺服和效忠，朝庭就会明智地让他们保留原来他们具有的大部分权力和几乎一切特权，这里的封建体制即被认可和允许保留。这样，诺苏中的土地所有者就拥有了一种主权内的另一种主权，只要他们缴纳了定期的赋税，并不招致特别的麻烦，中央统治者也就不愿意改变现状。这些首领土地的很大一部分由他们的手下人耕种，只缴纳很少的粮租，但要随时遵从主人的意愿服劳役，或者武装起来援助保卫自己的领主。除了佃户外，这些首领还拥有属于他们同一民族的大量农奴。生活于诺苏土地上的还有相当数量的贫穷汉人，以及人口众多的部落民族，他们不是诺苏，不是当地首领的奴仆，但要靠他们的亲善及惠顾方能生存。属于后者的就有成千上万的花苗，是庞大的苗族中的一个最贫穷的分支。在贵州苗族的一些分支中也存在拥有土地的领主，他们和强大的诺苏首领一样有力和富有。 但昭通附近的苗族没有这种情况。在以昭通为圆心，一百英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分布着大约五百个花苗村寨。 在这些村寨中居住的一些人世世代代没有土地（靠租地度日），基本上没有钱财，没有书籍，没有文字，没有学校，也几乎与其他少数民族及汉族没有往来。 在汉族人眼中他们是如此的不开化和落后。于是就给他们沿袭下来一个尖锐的指责性称号：“苗子”。然而无论如何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力是不正确的，苗族人固然缺乏许多汉族人引以为豪的特征，但也具有中国统治阶层所没有的其他优点。这里仅列举一二，苗族女性就从来没有遭受过中国残酷的缠足陋习之苦。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残杀婴儿的现象。男女具有同等社会地位。乞丐，在所有汉人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