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材料.doc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基于呼格吉勒图冤案的实例分析 一、案情介绍 1、回放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卷烟厂工人呼格向警方报案，在烟厂附近的公厕内发现一下身赤裸的女尸。48小时后，当时负责该案件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人员认定，呼格是在女厕对死者进行流氓猥亵时，用手掐住死者的脖子导致其死亡的。而唯一“有力”的证据就是呼格指甲里的被害人血迹。 1996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呼格犯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年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核准死刑并立即执行。 逆转　　2005年10月23日，被媒体称为“杀人恶魔”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赵志红在呼和浩特市被警方擒获，他主动供述呼格吉勒图案是自己所为。 纠错　　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经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认为本案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 呼格吉勒图再审改判无罪案，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尚爱云于2014年12月25日向内蒙古高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内蒙古高院于同日立案，并于12月30日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李三仁、尚爱云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0元。该决定已于12月31日送达。4、追责 2014年12月17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1996年，呼和浩特市“4·9”女尸案即呼格吉勒图错案发生时，冯志明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副局长。 二、错案分析 根据事发时的媒体资料和呼和浩特市公、检、法三机关陆续发布的消息以及内蒙古高院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该案出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刑讯逼供 根据呼格吉勒图的笔录及朋友闫峰的陈述，呼在接受讯问期间，遭受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最开始呼格是不认罪的，“进展极不顺利”。后来，闫峰讯问结束之后听到呼格痛苦喊叫、看到他被铐在暖气管上、头戴着头盔，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呼格最终做出了认罪供述，“这供词是熬了48小时之后才获得的。”，足以见呼格是被逼做出有罪供述的。在公诉阶段，呼格进行了翻供，然而根据检察院的笔录，在讯问过程中不招供就不让上厕所，这是一种变相的刑讯逼供，使呼在生理和心理上达到了忍受的极限，不能不去说慌。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者剥夺。警方对呼格的刑讯逼供不仅侵犯了其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遭受种种痛苦，最后不得不承认强奸和杀人的虚有罪行，以换取片刻的自我保全。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因。 2、诱骗取证 根据呼格在公诉阶段的笔录，公安局存在诱骗的行为，欺骗呼格受害人还活着并且指认他，并且对呼格说说完之后就可以回去了，在刑讯逼供和诱骗之下呼格进行了认罪的口述，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明显违法的，不应作为认罪的证据。在理论界对诱骗取证的争议比较大，《公诉人》杂志曾就此举办了一次专题研讨，与会的何家弘教授、陈卫东教授赞成修改法律，改“严禁诱骗取证”为“限制诱骗取证”。卞建林教授则以“法律不排除宣示性规定、总括性规定”为由，主张保留原规定。我们现在看到的“修改后刑诉法”，仍保留了对“诱骗取证”的严禁。 笔者认为，从程序正义出发，“诱骗取证”理当成为侦查人员“最后的手段”，而不能成为取证的常规手段。在我国刑事程序实践存在着大量不符合法治的因素，刑诉逼供也不能做到完全禁止，立法对诱骗取证做了禁止性规定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从应然角度来看，诱骗取证是有罪推定理念的产物，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通常会审查这种欺骗与引诱的必要性。首先，这种欺骗手段不能恶劣到使法院及社会大众产生“良心愤慨”；其次，这种欺骗手段也不能潜存使嫌犯作不实口供的危险。怎样的欺骗手段会被认定使法院及社会大众“良心愤慨”。比如，侦查人员假扮成牧师或律师来诱导嫌犯认罪，这样的讯问就会被认为违反了司法的良知及“正当程序”。 3、主观臆断 从目前披露的案件调查思路来看，当时警方的办案思路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忽略了本案中的诸多疑点。 “马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情豁然开朗了。?”“王智局长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分局的同志们，在他们认真贯彻领导意图的情况下，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这两句摘自当时《呼和浩特晚报》上一篇通讯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办案人员受到根据“豁然开朗”的心情和主观臆断随意使得“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正是警方的错误坚持，导致该案一错再错。不从实际出发，单凭主观臆断，容易得出错误结论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 4、证据不足 本案中，能够证明呼格是奸杀凶手的证据只有其手指甲里面的皮屑和他的口供。呼格报案后，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