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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释义学 复旦大学哲学系 张汝伦 自从西方释义学思想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陆续有人提出创建中国的释义学的问题。然而，释义学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思想方式，在中国早已存在，早已被创建。在有些重要的思想家如朱熹那里，还表现得相当系统。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开始，它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是创建中国的释义学，而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释义学，让它在这个旧邦新命的关头焕发出沉睡已久的活力，使我们得以看清自己的历史与未来。本文的目的就是本着这一认识，对朱子的释义学思想作一番粗浅的疏理，以在这宏大的事业中迈出小小的一步。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要论博大精深，朱熹是孔子以后一人而已。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作为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朱熹，却“常是引据前人文字加以讲论，极少自立文字，自出意见也。”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7卷本《朱子全书》中（最后一卷辑录的是有关朱熹的资料），真正是朱子自己的著述的不过7卷多一点，即第12卷《八朝名臣言行录》和《伊洛渊源录》，第20－25卷《朱文公文集》及第26卷《朱子佚文辑录》中的《训蒙绝句》、《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和《朱子遗集》。其余除了《通鉴纲目》，以及《近思录》这样与别人合作的著作外，大都是他对前人思想的释义和阐发。《朱子语类》（5卷）是朱熹的讲学语录的记录，其中大量内容涉及对古代典籍的释义或阐释。这是从量的方面说。从质的方面说，他的释义学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使北宋理学获得论定，归于一是，以上承孔孟义理传统，实为集注之功。朱子乃集宋儒理学与自汉以下经学之大成而绾于一身，而集注则其最高之结晶品也。”由此可见，释义学不是我们可以从朱熹那里索隐鉤沉的潜在因素，也不是我们为了证明中国有释义学刻意从他那里“阐释”出来的东西；而就是他惯常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思想的方式。因此，研究朱熹的释义学，应该成为朱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释义学成为朱熹惯常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思想的方式并非偶然，这实出于他对为人为学的根本理解。在他晚年（65岁时）给宁宗上的行宫便殿奏剳二中，他对宁宗说： “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当然 之则矣。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 知反。必其学以开之，然后有以正心修身而为齐家治国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 学，而其所以学者初非记问辞章之谓；……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 必在于读书。……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 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言所行，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是其 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 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可见，对于朱子来说，人生在世，当以致知穷理为第一要务。而要致知穷理，则必从“经训史册”而求之，因为那里集中了只有古圣先显才能穷尽的“天下之理”。一般人不可能生而知之，必须通过学，即对经典的研读，日积月累，方能豁然开朗，得窥“天下之理”。学，或者说读书，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致知穷理必由的途径。“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一个“必”字，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同时代乃至后来的理学家相比，朱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不悖，尊德性固然是为学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但道问学也不是纯粹的手段，而是尊德性不可无的实现途径。“一切道问学，皆当为尊德性。”我们可以套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在朱子那里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尊德性无道问学则空；道问学无尊德性则盲。正是尊德性以道问学为实施途径，道问学以尊德性为依归成就了朱熹在理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里程碑的地位。朱熹曾告诉别人，“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开明之，此为要切之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这实际上就是他为学的基本特点和目标。 朱子采取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立场，不是一时所为，更不是因为朱陆之争，而是他对先秦以来思想学术发展史及现状反思批判的结果。“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朱子最疾者，乃当时很多人“坐谈空妙”，放言高论，“盖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视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入德之门至亲切处，例以为钝根小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