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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步总是要一步一步地来 导语 7月18日晚，在“法政文丛·治道文丛”新书推出之际，腾讯思享会和北航高研院联合主办活动，探讨“法政秩序与文明复兴”。虽然对于文明复兴是否为激进主义，几位学者各执一词，但对于防止极端化则普遍表示认同。[全文实录] 中国政治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学宪法要学政治变化的基本原理，政治跟气候一样变来变去，要有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不懂气候变迁无法制定这个制度。制定有几个要素，跟排八卦一样，把政治中考虑的要素编成几个东西，然后有一个规律在那里转。西方人在启蒙运动时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那时候写的都是今天讲的法政原理。过去讲法学，中国好像只有刑法，但作为政治体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一套宪法原理还得了？一条船弄了几千年，造船的不懂得造船的原理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政治宪法学是得做一点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比如两口子相处，吵完架以后，互相不搭理，可过两天又好了，这不是一个理论模型，而是实践政治。我觉得中华民族可能最聪明的就是没有政治哲学，从来不把政治想透，不会追求一个绝对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政治总是拖得过，再差的时候也能忍着，慢慢就又活过来了。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姚中秋你认同这种说法吗？简直是直接颠覆你的观点，政治完全没有想通而且也不想通是最高智慧。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我觉得他说得有一定道理。中国对于政治不会追究原动力、原理。西方人受神的影响太大，有神一定有一个终极的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不是从神创生开始的，但生生不息。船在海上飘，但船在海上生长，不是死的木头，而是活的木头。那追求的原理究竟是什么？中国人做了，但没有去试图讲清楚。这也许是哈耶克讲的默会的知识、实践的知识。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的政治讲清楚了吗？没有，他们也是讲究实践的智慧。法国人、德国人倒是把自己的政治原理讲清楚了，所以他们的政治失败了。 回到我书里用的字上——“道”。“道”不是原理，不是起点，也没有终点，就是一条路，不知道从哪儿走的，生下就在这条道上，往前走，我死了，这条道还在，我的儿子、孙子接着往前走。所以我们要从“道”理解中国政治，包括文明的生命、中国人的生命。 不可过于迷恋古典而忽略古今之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如果说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之前的那个话，可能你的说法还是管用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等值的文明跟我们对冲。但19世纪初，中国祖祖辈辈受惠于“道”的子孙，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个“道”有点问题。事实上也是这样，100多年前我们为该怎么走这条路，该从哪儿出发，开始焦虑。激进主义100多年来以来如此盛行，以致于到今天还在消化这个苦果。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我觉得刘苏里说的问题非常重要。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早期现代”，为什么？因为“古今之变”。“古今之变”虽然在100年前曾提出过，但一直没解决。当时他们把西方最新的、最盛行的、最是大家所认同的东西拿过来，认为这是“今”。实际上，这个“今”在西方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早期现代和中晚期现代。早期现代是西方现代制度、现代文明或者你说的“道”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和古典撞击接榫的关键所在。你把现代的东西直接拿过来，似乎有接榫，这个接榫就是古典的东西比较差。无论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当今西方美国这一套东西，都是当时的思想家们把西方当代东西拿过来，但没有看到西方现代的发育是从15世纪逐渐演变过来的。 我认同刘苏里说的，没有现代转型，这个大船似乎也能过。这个大船它优良吗？未必优良。作为现代人来说，对于古典的东西也不能浑浑噩噩，应该追溯它里面的是非、优良与否。我总觉得应该重新追溯古典原理的新生命，或者某种意义上说它有重大缺陷。这点上我跟姚中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古典那套原理不但解决中国当今的问题，而且能解决中国未来的问题。第二，他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是用经学的办法解读，而缺乏史学的演变，他那套历史是理想中的历史，现实中缺乏支撑。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我不可能同意你的判断。我们很难一下子要求他做到这么完满。他能把历史演进当中的儒家原理，做一种动力机制的原理描述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下一步，在每一个朝代、在具体的政治衍生中，把张力充分地呈现出来，当然是“经史双张”的格局，姚老师还年轻，可以慢慢弄。 生生不已是中国人的历史观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你们俩大致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于“亘古不变之道”的当下有效性提出怀疑，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历史观。在西方人思考方式中，强调断裂，死亡然后重生。“古今之变”在他看来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什么都变了，但我仍然相信中间保持着非常深刻的联系性，否则无法理解联邦党人自己设置的宪法。 中国向来相信“生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