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构建的研究.docVIP

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构建的研究 　　我国商法的发展，仅完善以现有的以不同商事领域为规范对象的法律还不能达至目的，商事实践还需要一些对分别以不同商事领域为规范对象的法律有统率意义、或虽无明显统率意义但具有各别领域特征的单行商事法律所不能包括的规范。许多学者也认为，这种具有一般性调整特征的商事法律应通过制订《商事通则》模式来实现。在我们突破立法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理论纷争的束缚之时，如何完善我国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则成为研究制订《商事通则》期间首要工作。 　　一、 构建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基本理念保守与超越 　　在构建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现代商事法律发展的模式和规则，忽视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及现实需求，因为依据最先进的规则不一定能塑造出美好的生活。雅科布斯认为:“如果制定民法典的时代是一个以塑造民众生活和社会关系为需要和目的的政治时代，那么这部民法典就会成为政治工具。可见，立法中以改变人民生活或塑造社会的美好初衷还存在被异化的可能，设计规范商事主体的法律规则时更应当避免追求太过理想化的目标。从很大程度上讲，法律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其目的和功能首先在于满足现实的需要，而不在于变革社会。我国的商事主体虽然先天不足，后天乏力，但这是一种历史传统和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现实。商事主体制度尽管从体系上、制度规则上没有很好的协调和精细地设计，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发挥过积极的功能。历史传统和经济现实不能像包袱那样被轻易地抛弃，而应当受到尊重;法律制度的积极作用不应因整体上的落后被否定，其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应当继续适用。因此，立法中坚持必要的保守观念是必需的。但必要的保守并不是意味着固步自封，对社会生活未来发展的需要和他国先进的规则熟视无睹。法律的制定不必过于激进，但也应当放眼未来。在构建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时，应当遵循保守和超越的基本理念，尊重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现实的需要，也应当突破陈规，适当预见将来的发展需求。保守和超越的基本理念并不仅仅是立法理论的一般要求，在构建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中，遵循这一理念更有着具体的内在原因。 　　(一)商事立法模式是商事主体法律体系的制度依托 　　从实质意义上考察，作为特殊法存在的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放眼大陆各国商法，无论采民商合一体例，或是民商分立体例，均有大量实质意义的商事法律规范。实质意义的商法，实际上是泛指以商事主体为对象，而规范其特有生活关系的全部法规，并不冠以“商法法典”者为限。可见，各国商法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商事主体及其活动而展开，商事主体法律制度是商法的主要内容。因此，商事立法模式的基本理念影响甚至决定着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基本理念。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方面，2007年通过了物权法，侵权法的立法工作也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民法典》出台已渐露曙光。但从目前民事法律的内容来看，其并无规范商事关系意旨。因此，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民法典无法全面地调整所有的商事关系;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分立的商法典，又存在着立法传统的制约和理论积淀及技术上的欠缺;仅以单行法调整商事关系的做法也会造成调整商事关系上的漏洞。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也有学者对这种模式的可行性与现实性提出了质疑，其立论根据在于民商合一理论的正当性和各国民商合一的表面现象，并未看到民商合一理论的局限性及各国民商合一现象之后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具体而言，我国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所依托的商事立法模式就是在《民法典》调整基本的私法关系的前提下，以《商事通则》为统率调整基本商事关系，以各商事单行法调整具体的商事关系。这种商事立法模式以下简称通则模式服取了各国商事立法的教训，借鉴其成功经验，又考虑到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需要，在立法上体现了保守与超越的理念。 通则模式的保守性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不追求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立法技术要求较高的法典模式。无论是大陆法国家的民法典还是商法典，都以其严密的逻辑、完整的体系、高超的立法技术著称。 　　“法典”是我们了解人类法律制度文明乃至整个制度文明最集中最权威的典籍，是我们能够得以近距离或直接而真切地观察某种法乃至某种法律制度文明的主要钥匙。法典编纂所包含的技术因素使法典成为能够传诸久远的一个优势条件。可见，法典既是法律制度文明的体现，也是立法技术发展的标志。无论是民商合一下的民法典，还是民商分立下的商法典，均以法律制度文明的相对发达和立法技术的完备为条件，否则，法典很难发挥其“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这一点上讲，我国用制定《民法典》或《商法典》来调整商事关系的条件还不具备。况且法律发展史证明，即使是西方国家制度文明典范的法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