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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秦汉政治转折与儒学的历史实践 　　儒学从先秦子学之一而成为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在汉代完成的。至今仍然焕发着历史的活力，这一方面取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一方面是历史实践的逻辑选择。 　　从史学的角度看，儒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历史实践的演进而有不同的时代特色，但是其核心价值观，则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以仁待人、以德治国。孔子、孟子反复阐发和身体力行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等思想主张，都是仁以待人、德以治国的细化。正是因为孔子、孟子的这些主张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生生不息，而这首先为秦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春秋以降，王纲解纽，诸侯力政，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步瓦解，传统家国关系及其治国手段难以为继，有识之士，纷纷探讨其究竟所以，发表各自的社会见解、政治主张，孔子、老子首开时代风气，遂有诸子争鸣之繁荣局面，而其共同目的则是为了重整河山，只是具体主张不同罢了。诚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引述的《易》大传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稼管人言言殊，但是，归其要者，王、霸两途而已。所谓霸道，以法家为代表，王道则以儒家为翘楚。商靴变法，以霸道使秦国富兵强，是霸道兴国的典范。秦昭王时，当时六国的学界领袖荀子亲临咸阳考察，当秦相应侯范滩洋洋得意地问荀子“入秦何所见”时，对秦国廉洁的吏治、高效的政风、淳朴的民情，荀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秦国之民是“古之民也”，秦国之吏是“古之吏也”，秦国士大夫是“古之士大夫也”，其行政效率则是“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认为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远非东方六国可以比拟。但是，这仅仅是“霸政”使然，不足是明显的: 　　悬之以王者之功名，则惆惆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指出，秦国为了富国强兵而不拘诸子学说的门派之见，只要有利于富国强兵就统统拿来，从而成为七雄之首，这就是“驳而霸”。但是，在荀子看来，秦国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手段尽管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也仅仅局限于“霸业”的成功，而无法达到“王业”的境界，原因是没有采纳儒家的王道理论，如能采纳儒家学说治国，就不会止步于霸业，而是实现王业。其时之荀子是学综百家而推崇孔子的大学者，名满天下，曾三为程下祭酒，荀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儒家的王道，面对范滩志得意满的提问，荀子从容淡定地指出了秦国政治的不足，体现了荀子追求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定信念。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开千古未有之大局面，天下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个人的私产，赢政也就理所当然地以千古一人自居;原来的王号已经不足以概括其丰功伟绩，遂将王号改为皇帝，自称始皇帝，其后继者则称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子子孙孙传下去，直至无穷。但是，历史常常喜欢和人开玩笑，本来要进这个房间的，结果却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仅仅过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十月，随着“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印符节，降积道旁”，各象征着无上权力的皇帝玉玺献给昔日的泅上亭长、现在被人称为沛公的刘邦，这个赫然耸立、令人惊叹、使人震撼的大秦帝国，灰飞烟灭了。其原因固然多样，有一点是无法排除的，就是“无儒也”-“无儒”而求“王业”是断然不行的，荀子的预言应验了。 　　刘邦君臣多出身文吏，熟悉的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依靠秦地的人力物力支持，战胜项羽，拥有天下，立国之后，自然地继承秦制。但是，刘邦的高明就在于没有像秦始皇父子那样虚妄刚恒，而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知错就改，在楚汉战争中如此，称帝以后亦是如此，其最成功之处就是选择儒家学说，变秦政为汉政。当然，这有一个历史过程。 　　毋庸讳言，刘邦文化素养有限，内心并不喜欢儒学和儒生，在起兵过程中，见到儒生他满嘴粗话是经常的，甚至解下儒冠而“搜溺其中”，称帝之初，这种流氓习气也没有大的改观。但是，当刘邦和他的战友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候，刘邦对未来则充满忧虑:因为在这帮战友们的眼里，现在的刘邦皇帝和过去的刘邦亭长没有什么区别:天下是一块打下来的，彼此之间都是兄弟，没什么君臣上下、尊卑有等的秩序观念。君臣聚会时，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喝醉酒的甚至拳脚相向，拔剑击柱，指着刘邦的鼻子直呼其名，一片混乱。刘邦毫无皇帝的尊严可言，心里不高兴，也没有办法。朝廷尚且如此，地方混乱，可以想见!如何治理?怎样实现长治久安?继续像秦始皇、秦二世那样穷兵默武、用暴力统治天下?显然不行!如何改变，则一片茫然。是儒学的仁义德治学说给刘邦指明了方向! 　　以刘邦及其战友们的文化素养，直接给他说什么施仁政、行德教、放弃武力是尚的传统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