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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 　　汉学(sinology)亦有“国外汉学”“世界汉学”“西方汉学”“中国学”等别称，其中尤以“西方汉学”语“中国学”最为人熟知，其关注内容由最初之“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逐渐转为19世纪的“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或20世纪的“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论及西人选择中国事物或学术来进行研究的原因，既有中国文化传统悠久(“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一个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的国家，独立(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卜独自发展的、时问最长的文明，)的特性让马伯乐、于连等西方汉学家为之钦服，并因此渴望借助其权威性来寻找中西文明源头之关联(“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有西方传教士初衷与实践之问的悖论的推动:原本希望通过传播基督思想对中国文化进行“侵略”或“同化”，但在移植中国经典以验证和诊释其基督思想之神圣性的过程中却问接走上了在国际上弘扬中华文化的道路。 　　一、研究具有如卜特点: 　　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也正因如此，以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来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西方汉学才在近代逐渐成为一门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综合性学科。 　　汉学的发展经历过“盛-衰-复兴”的曲折，这在很大程度是受中国国力变化的影响:中国强大，则汉学研究兴盛;中国贫弱，则汉学研究不振;中国重新崛起，则汉学研究走向复兴，这一原则也可以从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的不同阶段中的不同呈现中折射出来:1 8世纪前的中国富庶、文明且强大，因此它被《远东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大中华帝国史》等西方游记神化成了一个创造出“契丹传奇”、有着瓷器和茶叶等地中海民族所未有的器物的强盛帝国的形象，而利玛窦、金尼阁、鲁德照等传教士的游记更是在承继前者从器物、物质文明角度颂扬中国这一传统的同时，将“中国崇拜”推至精神文明的层面，进而在西人心目中奠定起“开明的、理性的和道德的”中国形象厂等到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期问和20世纪初衰朽腐败的大清土朝倒台，中国却又一卜变成了被摈弃于西方文明历史之外的“专制、邪恶、封闭、堕落”的“鸦片帝国”，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让这一情形得以改观:为了与这个东方的“明天的强国”打交道，西方汉学家又才开始认真地、科学地认识中国，并日益重视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 　　二、在经历了“旅游汉学”、“经院汉学”的发展之后才最终实现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的。在“旅游汉学”阶段，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通过游记、日记、札记、通讯、报告等形式将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内容介绍给西人。由于这些涉及中国物质文明的类似文学作品或科普读物的著述尚未正深入到中国的观念文化之中，所以它们尽管增加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感性知识并使其以西人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但并未使汉学形成独立的学科，也正因如此，这一阶段的汉学研究也被称之为“业余汉学”。相比“旅游汉学”更加“专业”的“经院汉学”尽管滥筋于德国，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在法国。法国汉学的基本建设离不开明末清初前往北京的传教士和在这一期问留守巴黎的传教士两大汉学学派的共同努力:前者以宋君荣、冯秉正、钱德明等人为代表，对《诗经》、《通鉴纲目》、《中国兵法》等中国典籍进行了翻译研究，并留卜了《中国古今音乐篇》、《满汉词典》、《多体文字对照词典》等著述，而以佛雷烈为领袖的后者则对中国历史和纪年学以及方块字兴趣浓厚，有《汉文词汇》、《论汉语语法》等作品存世。不过，法国汉学真正经院式的汉学研究以及让汉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还是以雷慕沙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和勒靶一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为契机，通过让汉学研究第一次在大学讲堂上占有一席之地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法兰西学院优良的师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发展:以出版了《汉语语法基础知识》、《中华帝国通用的共同语言官话知，《显撰佛国记》等汉学研究成果的雷慕莎为师，儒莲、德理文、沙碗等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家翻译、重译、研究了《大唐西域记》，《赵氏孤儿》、《灰阑记》、《西厢记》、《白蛇精记》、《平山冷燕》及《玉娇梨》、《金瓶梅》续、《唐诗》、《离骚》、《今古奇观》等中国作品，并留卜了《中国藩部民族志》、《摩尼教残经》等著作。与此同时，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建立更是为法国汉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这个原本是法土路易}一四为培养近东翻译人才而在1669年设立的机构在1843年开始了汉语教学，也让巴赞、哥士脊、冉默德、德韦理亚、微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