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docVIP

谈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 　　田野作业之于乡民艺术研究, 不仅是在寻求某种真实, 也意在寻求对于乡土社会的文化脉络的建构。随后的民族志书写, 乃是学者从田野资料中?绎出来的具有鲜明序列感、内含价值判断的知识形式。如何看待这一主观构建出来的知识谱系? 　　显然, 我们需要将书写对象、书写对象的本质和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区分开来。正如苏轼所言,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这种“变” 与“不变”, 并非对象的本质, 而是认知主体对于观察对象的不同想象方式。在乡民艺术研究中, 对于乡民艺术的不同想象方式, 将导致不同的民族志书写范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乡民艺术长期受到上层文化的轻视甚或漠视, 在历代艺文志、风俗志、游记之类文献中往往仅简述其艺, 难见其人。 即使是对一些受过皇封御赐、声名显赫的乡民艺术活动, 也不过是描述稍为详致而已, 而对艺人主体语焉不详, 是典型的“主体缺席的民俗志”。 　　其实, 在上述现象的背后, 是传统文人对于乡土社会千百年不变的想象。就其总体倾向而言, 传统文人自感难以把握其漂泊不定的人生境遇, 当他们以“望远镜” 式的眼光眺望民间,就更乐于将乡民生活想象成一处恒久不变的、永远等候他在受到政治迫害时可以随时归隐的“桃花源”。当他们撰写风俗志之类文本时, 就容易形成关于乡民生活的一幅幅“凝固幻象”。这类幻象的形成, 是居于文化高位的文人, 自上而下地对于民间文化的一厢情愿的书写, 他们既受制于自身民族志书写水平的局限, 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社会时代的影响。毋庸讳言, 这种“凝固幻象” 在现代民族志书写中仍然大量存在。 　　显然, 乡民艺术民族志如何书写的问题, 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乡民艺术被如何想象、理解与表达的问题, 而对乡民生活的“动” 或“静” 的基本假设是其关键之处。就此而言, 本文中所使用的“凝固幻象” 与“流动的想象”, 乃是一对临时性的工具概念, 其设置是相对的, 笔者以之代表两种民族志书写倾向, 从而展开讨论。 　　一、贯穿于传统与现代的民族志书写中的凝固幻象 　　写作中的凝固幻象并非仅仅出现在乡民艺术民族志研究领域。人们在撰写民族志文本与撰写其他类型文本时, 所面对的书写对象有较大差异。在撰写其他类型文本时, 人们或追求对物象的“客观化” 描写, 或注重对自身才情的尽兴发挥, 其书写行为指向某种权威文本的建立。而通过与民众的反复对话获得田野资料, 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民族志文本, 本应在文本框架中以灵活的叙事结构和灵动的书写方式追随鲜活的民众生活, 而不必追求某种权威文本建立后的一劳永逸, 但却总是以“客观描述” 人类生活、规避自身主观倾向自诩, 习惯于将民众知识理解为一个趋于静止、稳定的系统, 由此形成的书写文本就只能是关于乡民生活的一幅幅凝固幻象。 　　这一凝固幻象的产生, 是以研究者对乡土知识的历史性、区域性与文化分层等3方面的假设为支撑的: 1.假设乡土知识一向自足自闭地传承于民间, 一直保持稳定, 变化较小; 2.假设乡土社区因为地处偏远, 与外部世界之间互动极少, 几至“老死不相往来”; 3.假设乡土知识自足自闭地传承于乡土社会, 很少受到国家政治与精英文化的“污染”。毋庸讳言, 上述假设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至今仍影响甚大。比如, 鲁迅关于民间文学是文人文学之母的一番言语, 就向来被我国民俗学人津津乐道。推其因,首先是因为作为文化英雄的鲁迅, 能对民间文学有如斯褒扬, 是民俗学人所乐于看到并欣然接受的;其次, 它契合了普遍潜存于民俗学人心中的一种“王婆卖瓜” 式的心理, 即民间文学只要不受到士大夫的掠夺, 便是恒久稳固、永远保持生命力的, 它可以不断地为文人文学提供养分,而其自身则不必有所傍依。再如, 学界多视一些偏僻村落为田野作业的理想地点, 认为这里储存着“原生态” 的乡土知识, 而将受外部世界影响较多的乡村视为乡土社会中的非典型区域。直到后来, 大家忽然意识到, 按照上述标准来看的话, 几乎所有村落都是“非典型” 的。即便如此, 许多人仍然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民族志书写的“凝固传统”, 仅在章节末尾轻描淡写地添加几句算作交代。 　　在上述假定的支撑下, 尽管乡土社会生活五光十色, 具有不可重复性, 但民族志书写似乎总是不断地提供出一套套关于乡土社区生活的相对稳固的、模式化的样态, 其重复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得到过多的强调。久而久之, 民族志采用一种模式化的书写模式被视为天经地义。显然, 关于乡土知识若干年不变的假设, 能够为田野研究赋予一种史料钩沉般的舒缓节奏, 而随后的民族志书写也由此获得了按图索骥、按格填空的便利。这可能是我国民族志书写中凝固幻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