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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在泛化的知识世界树立起主流价值 　　石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主编《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丛书》《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著有《百年中国教科书忆》《简明中国教科书史》等。 　　教科书改革或者修订是能引发全民讨论热情的教育话题之一，在这些讨论中不乏针锋相对的观点。随着部编三科教科书在2016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除了需要对新教科书进行解读，也需要对有关教科书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辨析与澄清。为此，本刊对国内教科书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石鸥教授进行了专访。 　　新教科书“强化了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革命传统教育，突出学生素养培养” 　　《今日教育》：2016年9月开学，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科书开始投入使用。在您看来，部编新教科书有哪些“变”与“不变”？ 　　石鸥：部编教科书强化了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革命传统教育，突出学生素养培养，把原来的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课程改为道德与法治等等，这都是让人眼睛一亮的变化。其实，这只是编撰者们“变”的意图，要把意图落实到教科书文本中，再变为教学实践，还需要大量工作。往往是编者的意图美好，变成教科书后就不一定完全体现，把教科书用于教学中，衰减也许更严重了。这就是所谓的目标在实施中的偏离。现在看到的还只是起始年级的一册书，有可喜的地方，但它还没有经过真正的实践检验，后面还有更多的书陆续编出，陆续进入课堂，进入实践，我们拭目以待。 　　教科书的内容本质上是选择 　　《今日教育》：每次教科书改革或修订（尤其是语文教科书），都可能会迅速上升为公共议题，引发全民热议。例如鲁迅在教科书中的去留之争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石鸥：这些问题，甚至更突出的问题，放到学术著作中去，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唯有进入教科书，就格外刺痛人们的神经。因为人们太看重教科书了，潜意识中还是有一种把教科书看成是真理的化身或载体的认识。这有它合理的一面，重视教科书是好事，但还是需要理性地对待。对教科书的问题可以讨论、争论，但应从思想性、学科性和科学性等方面提出积极建议，感情用事不能取代对教科书的学术研究。 　　《今日教育》：在这些有关教科书的讨论或者争论中，不乏一些个人与团体对教科书批评与质疑的声音。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自发开发语文教材，例如叶新的《对抗语文》，郭初阳等人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石鸥：更多的人关注、关心教科书，毕竟是好事。但教科书建设不是业余爱好，它的专业性很强。目前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较多地集中在所选课文或内容是真还是假这类非常表层化的问题上。比如华盛顿小时候到底是否砍过樱桃树、司马光是否真的砸缸了等等。这有点肤浅。第一，教科书反映经典，但一般而言（如，对非历史学科而言），不承担经典的考据，没有考证经典的义务。教科书不应造假，但它也无法承受对所有作品的真伪进行鉴别的任务，尤其是那些在国际上、在我国古代就已经被塑造为经典的作品。其实，在个别事实上较劲，只能说明不了解教科书本质。教科书的内容本质上是选择的，这一文本的独特性决定了它只能选择很小的部分内容，一旦选择，问题就显而易见了，比如，有A、B、C、D……各真实的历史事实，教科书很无奈地只能选择一个，比如选择了A，就舍弃了其他。对于很多人来说，岂不是更大的不真吗？细枝末节，无法改变教科书的本质特性，需要调整关注思路。第二，民间开发教材也是好事，多一种读物吧。但它们只是教材，绝不是教科书，教科书是教材，教材绝不都是教科书。有人以为美好的选文就是优质教科书，这是很片面的。如果这样，干脆就以某些诗歌集、散文集等等代替教科书得了。教科书是依据课程标准，经过认真编撰，严格审查的文本，教科书的重要特点是需要高质量的活动设计，它不是一篇又一篇选文的堆砌。 　　“过去的教科书”一直是美好与弊端并存 　　《今日教育》：近年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人热衷于谈论“民国老教材”。您怎样看待这种“民国老教材热”的现象？ 　　石鸥：我曾经写过：目前我们的教育改革正处在一个胶着状态，进退皆难。正因为改革处于这样一个比较难以有效深入的时候，开始有很多人怀念起过去，在这种“时代怀旧”诱导下，开始出现回到过去的呼声，出现了一股对民国教育与教科书的过于崇尚过于美化的风气。应该承认，民国教科书确实有重新解读的必要。过去的教科书确实有让人敬仰的一面，但我们的未来真的可以在过去的文本里找到吗？事实是，过去的教科书一直是美好与弊端并存，九十年前的教科书就开始出现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了。我们应该用一种更谨慎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 　　在泛化的知识世界里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