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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之“敦煌模式”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一座小城，一直以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雄伟壮丽的莫高窟而蜚声全球，头上还顶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文化遗产”等众多耀眼的光环。如今的敦煌身上有多了一个标签――智慧。 　　在“2015亚太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敦煌被评为“中国领军智慧城市”。 　　孙晓强，原敦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5年底“下海”担任敦煌智慧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是“智慧敦煌”的建设方与运营方。他认为，敦煌的智慧城市建设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获得认可，关键在于体制的大胆创新。 　　敦煌在智慧城市建设上首先明确了一个目标，就是“以智慧城市建设统领社会管理创新，进而成就线上敦煌”。 　　目标明确后，敦煌决策层开始考虑切入点、投资与运营等问题。 　　四两拨千斤 　　敦煌是一个文化旅游城市，基于这一城市定位，敦煌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反其道而行之，将文化旅游领域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的智慧化进程。 　　“我们的规划设计是以智慧旅游的产业发展引领、贯穿智慧城市的整体推进，最终成就线上敦煌。”孙晓强介绍说，“来敦煌旅游就会涉及到吃、住、行和购物等一系列行为，所以我们从文化旅游着手，打造智慧旅游，并以此为基础辐射其他领域，比如农业生产、交通出行、医疗教育、工商税务和食药监等，一步步逐渐形成智慧城市的完整框架。” 　　无论从全球还是国内来看，结合城市自身定位，从一个行业或者领域入手进而带动和辐射其它行业的智慧城市建设方式，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除了敦煌，克拉玛依市也是个典型案例。每一位来过克拉玛依的专家、学者在亲身体验过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后，几乎都会竖起大拇指。中国知名智库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便曾表示，“克拉玛依的智慧城市建设让我深感震撼”。 　　而克拉玛依的做法同样是结合城市特色，将智慧油田作为突破口，进而带动各行各业的智慧化建设。推而广之，对于那些特色明显、特点突出的城市，敦煌和克拉玛依的做法是很好的借鉴。 　　智慧城市涉及到城市运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涵盖城市管理、政府服务、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安全保障、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巨系统”工程，资金投入和运营成本巨大。 　　此外，智慧城市建设周期往往比较长，短则几年，长则10年、20年，然而收益见效却很慢。 　　所以，仅仅依靠地方政府来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不但不现实，也有悖中央“简政放权”的精神；但是又不能撒手不管，完全交给市场。因为智慧城市项目很多涉及社会利益和公益性的，不以经济效益为诉求。 　　敦煌的做法是成立一家公司全权负责“智慧敦煌”的投资、融资、规划、建设、运营、服务，包括资金的偿还等一切事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家公司便是孙晓强所在的敦煌智慧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由敦煌市政府与浙江深大智能共同出资成立，政府控股，企业参股。孙晓强说，这样的做法就是让智慧城市“实现自我进化、自我提升、自我发展，从而避免让地方财政陷入无止境的投入黑洞”。 　　 PPP模式践行者 　　敦煌所采取的做法有个学名叫“PPP模式”。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缩写，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PPP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比如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资源的汲取与分配应该以高效率的方式进行。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规划，而将政策执行落实于民间和社会主体，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长久以来的财政负担，又可将民间力量引入公共服务的进程当中，以强化公民意识与社会认同感，同时提高了资源使用效能和建设、运营效率。 　　影响PPP模式难以落地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从政府层面来讲，动力不强，在地方存量债务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的情况下，很难投入资金进行增量建设；企业层面由于收益不明确，风险大而且投入周期长，而影响其运用PPP模式意愿。 　　PPP模式在一些城市遇到发展瓶颈，但这并不代表不可行。因为，PPP模式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孙晓强认为，由于智慧城市的特殊性，政府作为监管政策的制定者，制订监管框架时要充分征求利益的相关方，包括投资者、运营者、消费者的意见，使监管法规既能保证基础设施服务的质量，又能保护有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激发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由于敦煌城市体量小，具有多重政策优势，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