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良：我是这样让TD走近商用的.docVIP

李进良：我是这样让TD走近商用的 　　在通信领域中，有一位被业界称为“TD铁人”的教授，多年来一直为TD建设奔走，为国家建言献策，不遗余力地为国内统一TD制式撰文呐喊。他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教授级高工李进良。值此《通信产业报》创刊2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位为中国TD建设呼吁呐喊的老教授，回顾TD发展历程，感慨颇多。 　　《通信产业报》（网）：您多年来一直力推TD建设，为中国自主创新呐喊助威，可以说这种坚持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电信行业发展的历程。您最初是如何考虑，为什么要力推TD？ 　　李进良：1952年我从清华通信专业毕业，一直从事无线通信研究工作。原来我们国家比较落后。上世纪80年代国家100多个通信产业的企业，情况都不是很好，那时都是被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外企业侵占，就是因为缺少我们自己的技术标准。1984年我参加了国际电信联盟的年度会议。在会上，美国人提出，鉴于无线寻呼统一为国际标准后，发展迅速、又好又便宜，所以建议1G也统一标准。会上意见分歧：有人认为统一标准为时过早，有人认为要统一也不能就用美国标准。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人引用了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申辩，移动通信的理想就是要“一机在手通遍全球”总要跨出第一步。当时1G提交给国际电联的只有4个标准，而到了1985年，增加为8个，标准争论更加激烈。干脆放弃模拟制式的统一，重起炉灶，从尚在孕育的数字制式开始考虑，为此成立了十国委员会研究未来公众陆地移动通信系统（FPLMTS）。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经过10多年形成的国际3G标准，中国的TD-SCDMA成为当时三个标准之一，这三个标准就是从十多种标准提案优选出来。我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中国的TD-SCDMA由于采用时分双工（TDD）频谱效率最高，标准是最好。从那个年代开始，我呼吁了十五六年写了很多文章。然而我认识到，推进TD技术标准，光写文章是不行的，要把技术变成产品才能发挥作用。当时我就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写信，建议集中全国力量狠抓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开发。吴邦国同志也很支持，国家投资5000万元研发资金支持大唐移动研发TD产品。后来建立了TD产业联盟，华为、中兴等企业也加入进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TD产业。 　　通信履历 　　曾任原信息产业部第七研究所总工程师、部电子科学技术委委员，现任第七研究所《移动通信》杂志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战术通信与移动通信系统的科研工作长达60多年，最近15年来为推动我国通信领域的自主创新，对3G的TD-SCDMA、4G的TD-LTE倾注了全部心血，积极主张我国应采用TD-SCDMA/TD-LTE作为3G/4G的全国统一标准，已引起较大反响。2009年荣获“TD铁人”称号”。 　　《通信产业报》（网）：从3G的TD-SCDMA建设到4G TD-LTE统一标准，遭到了许多质疑与反对，对此您是如何对待的？ 　　李进良：力推TD自主创新技术，摆脱国外标准的影响和控制，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国内自己的技术不成熟，推广成本高，而国外的FDD技术基础雄厚，全球范围十分普及，产业链成熟、建网成本低等等。而实质这种理由无疑是受到国外企业的影响，为其自身利益鼓吹引导而得出的。我曾撰文反驳：凡是全国性的大系统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才利国利民。因此一个国家的移动通信系统不管是1G、2G、3G还是4G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欧盟20多个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统一发GSM标准的2G牌照，克服了种种困难，获得巨大的成功；本世纪初又统一发WCDMA标准的3G牌照，终于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再一次统一发放LTE-FDD标准的4G牌照，正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欧盟这么多国家的2G、3G以及4G都发统一标准的牌照，怎么中国“都发TD-LTE是绝对错误”的呢？ 　　我也曾给当时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建言，写了《建议我国借助TD-SCDMA大踏步走向世界》、《TD-SCDMA的终端定制迫在眉睫》等多篇信件，就是要得到国家的支持，这样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才能发展。后来因为得到了国家领导的批复与支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用了中国自主的技术标准。确定了中国移动以TD-SCDMA为标准发展3G建设。后来4G TD-LTE技术就是在当时3G TD-SCDMA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今三大运营商都发展了TD-LTE技术，我心里也感到很欣慰。 　　《通信产业报》（网）：回顾这么多年TD发展，您有什么感悟？ 　　李进良：回顾我为TD建设呐喊呼吁的历程，我有三个感悟：一、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是很强的，对此我坚定不移，我始终认为我们的TD标准是最好的，会得到国际认可和推广。二、推进自主创新TD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也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