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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安澜与民国初期四川地区的盐务改革 　　摘要：民国初期，四川地区进行了数次盐务改革。这些改革方案迥异，均对传统的盐务管理造成了冲击。其中，晏安澜主导的改革，其设计最为周全，考虑最为细致。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晏安澜的改革也以失败告终。不过，对其评价应该更为谨慎。 　　关键词：晏安澜；民国初年；四川；盐务改革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6）-03-0064-06 　　辛亥革命后数年，被目为“棼如乱丝”的旧盐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猛烈冲击。革命党人活跃的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南方盐产地区发起旨在废除“专商引岸”制度，实行自由贸易的盐务改革。尽管四川率先实施被认为符合近代中国盐务发展方向的改革，但成效甚微。之后，由四川盐运使晏安澜组织实施的“运盐公司”不仅难逃“规复旧制”之嫌，而且受到多方责难。由于英国人丁恩（W.RichardDame）所主持的以废除“专商”为核心的盐务改革推动了中国盐务近代化，所以历来对民初四川盐务改革的评价不高。不过，丁恩与晏安澜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实施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大相径庭。因此，对民初四川盐务改革的评价应该更为谨慎。 　　一、“废引”语境与邓孝可的激进改革 　　传统盐政所实施的“产盐有定场，销盐有定地，运盐有定商”这一垄断性专卖制度直到清末依然没有太大改观。按照制度设计，食盐的运销采用“引岸制”。即食盐销售区主要按行政区划而定，通常以产盐所在省为主兼及相邻省区。商人须向政府注册，获得户部颁发的“引票”，并完纳税额后，才能组织运输和销售。由于这一制度所产生的专擅、腐败、走私、税赋转移、盐质低劣等弊病，使得自晚清始就不断有人呼吁改革盐法，要求废除引岸。 　　晚清时期，四川总督丁宝桢所推行的“官运”改革成为加强“专商引岸”制度的重要举措。改革在初期成效良好，不仅使得食盐滞销问题得以极大改善，而且为政府创造大量税收。然而，这一改革在后期因为多种形式的腐败、重税等原因陷入严重困境。另外，“官运”所划定的销岸，及其受到限制的价格形成体系，实际上有利于保护落后地区的中小盐商，这一改革还越来越多地为势力雄厚的大盐商所反对。 　　辛亥革命后，维持旧盐法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四川盐务处于新的调整时期。时任四川“盐政部长”的邓孝可实施了较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宣布“推倒官运，破除引岸”，并准“自由贩运，就场一税之后任其所之”。该方案旨在完全取消“专商”，废除引岸，实施自由贸易。改革实施后，迅速将四川原有的盐政格局彻底打破。然而，改革并没有按照邓孝可所设想的方向发展。由于四川局势较为混乱，在省府控制下的产盐区域只有川北、资、简等少数地区。这些地区不仅食盐的生产规模不大，在引票的份额中所占比例较小，税收十分有限，而且盐税也被业者自行削减。 　　邓孝可的改革对于四川盐产巨头如富荣、川东等地区的生产和经营影响较小。但这些地区却在“破岸”改革的标榜下，实施着真正的自由贸易。这一激进改革还试图将不同地区的税率均一化，更使得过去在“引岸”制度中实行的差别税率不复存在。川盐由于原料、制作方法以及运输条件不同，成本差异极大，执行统一税率的结果使得成本高昂者难于与成本低廉者竞争。另外，一税制后不仅使得过去税率较低地区的盐商拥有更大的利润空间，而且也造成这些地区的食盐得以全面进入过去不曾进入的地区销售。邓孝可的改革还导致川盐在滇黔等主要销售地区严重滞销，个别地区的销售下降到常年水平的六成。 　　在最为关键的盐税环节，改革的成效更是令人失望。改革导致川省盐税收入一度低至300多万两，仅相当于前清时期最高峰的一半。改革还致使多方利益失衡，本期待从改革中获益的中小盐商和食盐消费者，也由于改革配套尚未跟进，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另外，由于地方政治不靖，又缺乏强有力的官方支持，改革难以在安定的环境下有序推进。仅仅四个月时间，邓孝可就被迫宣布辞职，四川盐务自此进入各自为政的混乱时期。 　　二、晏安澜的“复旧”与“开新” 　　前宪政编查馆参议，并曾主持清末全国盐务调查，已届63岁的陕西人晏安澜在1913年11月被任命为四川盐运使，受命出掌川省盐务。晏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不仅是因为他曾参与前清度支部盐政新章程的制定工作，熟悉传统盐务，对盐务中的积弊了解甚多，还因为中央希望他能迅速扭转川省盐税大为跌落的财政困境。此时，盐税收益已经成为袁世凯政府偿还善后借款的抵押品，而川省盐税在全国的盐税收入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晏安澜接任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充裕川省盐税，挽救损失。由于邓孝可所实施的自由贸易改革收效不彰，恢复旧制自然成为考虑对象。不过，如果仔细考察晏安澜的改革设想，就不难发现晏氏改革并非只是简单的“复旧”。他所强调的重点在于理顺传统引岸制度中的各种关系，并将这些关系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