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对中国革命的潜在疑虑——《白鹿原》的礼法与革命文化纵横范例.doc

陈忠实对中国革命的潜在疑虑——《白鹿原》的礼法与革命? ? 高波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白鹿原》敏感地触及到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问题。作者借朱先生之口说大革命期间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两下相杀不过是把白鹿原变成了一个两面烙饼的“鏊子”，不管这引起巨大争议的形象比喻是否就是陈忠实的真意，但比起他所塑造的白嘉轩与朱先生这样的人物来，他笔下的革命者形象多少都是单薄的--如同很容易被撕掉的糊窗纸。 一 “圣人能看一丈远的世事；咱们凡人只能看一步远，看一步走一步吧”，陈忠实所塑造的最重要的人物白嘉轩在《白鹿原》中如是说。坦率地说，越深入了解陈忠实，我就越发分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出自白嘉轩还是他自己之口。这句话透着些洞明世事的淡漠,它与《白鹿原》雄心勃勃的书首题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构成了令人困惑的对照。另一处对比则是，陈忠实自认写作本书是为了死后“垫棺作枕”，但这部书并没有只派上这么个人化的用场。它出版后所获得的巨大赞誉令陈忠实始料不及,几乎将他推入了八十年代以来新文学的圣坛，用他的好友与文学批评家何启治的话说，那就是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 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是什么，则是个问题。何启治给出的解释是“陈忠实，几乎亲身感受、体验过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苦难。对人民的艰难和痛苦有真切、独特的感受。”作为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一代，陈忠实出生、成长于农村，又作为公社干部在其中工作凡十年，用全称“人民”来把握他的思考方式与对象，自然是贴切的。不过，我觉得，理解他终究需要更加个人化的方式。如果小说可以被当作一个民族的秘史,那大概也可以被当作一个人的秘史（当然，不是文学是历史的反映这种肤浅的意义上的）。事实上，《白鹿原》与陈忠实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只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命运”，而本文所想做的,也就是对这种将作品与作家抟为一体的命运能有所理解。 在2009年出版的创作手记中，陈忠实很肯定地把《白鹿原》的创作缘起追溯到他1985年写成的中篇《蓝袍先生》这里，故事的情节，用他的话说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想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稍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整体精神氛围就不会对他接下来的思考感到意外，在1985年--这个接续新文化运动的短暂“文艺复兴”的顶点，陈忠实说：“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这里显示出的是一种当时知识分子身上大都存在的对西方的向往，不过在他这里终究有所不同：他“打开自己”（或用他更常用的词汇就是“剥离”自己）后走向的，是他自己长期生活的古老的南原(即白鹿原)，尤其是那镂刻着“读耕传家”青砖门楼，让他“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是作为文学家的陈忠实获得其文学自觉的时刻。面对世界自居于“蓝袍先生”，这透露出的不过是多少有些浅薄的进步主义历史意识，但真正关键的是某种不协调的东西--青砖门楼--突入了进来。问题不在于文学内部的发展脉络，而在于个人与作品的历史命运。或者说，作为在历史中展开其命运的陈忠实，促使他获得这一自觉的契机是什么？ 让我们回到他的精神父亲--柳青这里。柳青在《创业史》中所显示的文学高度与政治热情曾长久的影响着他，但在1982年春天的渭河平原，作为乡村干部，他亲眼目睹了柳青热情歌颂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这让他在一个“清冷的春天的乡村深夜”，想起了四年前去世的后者，“甚至产生过也许是庸人自扰的担心”：“柳青会不会在此情此景里伤心？”这个问题是不是“庸人自扰”倒在其次，看到自己心目中的文学之神如此迅速地被历史所埋葬，这种令他悚然心寒的打击所带来的“思想的软弱和轻”倒是更重要的。也正是最终克服掉了这种“软弱和轻”，他才真正让自己与作品都与这残酷无情的命运合为一体。但问题是，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必要因此把他当作一个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这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对我们把握他并不会提供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帮助。更合适的说法是，在建国后三十年幻灭的无情挫伤中，他对历史与人的命运中无法逃避的循环与反复有了某种深刻的理解。借助他此一时期作品中一位主人公的话说就是：“天下之大，世事之纷，总归还是古人说的有远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的人心是朝着分字转，分得越小越好，分得越彻底越满意。在这样大水决堤般的时势里，自己却逆时背向，把已经分了家的三兄弟联扯到一起，岂能有完美的结局？岂不愚蠢透顶！”在他看来，三十年前人心朝着合字转的局面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