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墨经与现代逻辑比照研究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doc

关于墨经与现代逻辑比照研究的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 宋文坚 摘要 有些学者用现代逻辑比照墨经。认为，墨经中使用了逻辑变项；讨论了“假”、“或”等逻辑连接词，“必”“且”等模态逻辑的模态词，以及包含这些逻辑词的命题。本文认为，墨经中的这些词都不是在逻辑的层面上提出的，不是作为逻辑词提出来的。因而根据这些词来定位墨经是逻辑学，根据不充分。文章讨论了在墨经中为什么这些词不是作为逻辑词项提出的。 关键词 墨经 逻辑 逻辑词 逻辑项 我国有些学者用现代逻辑来比照研究墨经，用现代逻辑为工具去分析说明墨经，得出，墨经中除西方传统逻辑中的东西之外，还包含有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和语用逻辑的思想，包含有逻辑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思想。说“墨经逻辑是逻辑多元性或多样性的统一”。认为，德国逻辑史家亨·肖尔兹所说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碰到任何一种类型的逻辑（不管它和形式逻辑多么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找不到挂钩的地方”，这些话对于墨经来说也是十分适当的。笔者很赞成使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和观点来对照分析我国被认为是逻辑的古代著作。但觉得一些学者的上述看法还缺乏可靠根据。现就他们做出上述结论的某些根据，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逻辑变项的使用 变项的使用在逻辑研究中起重要作用。变项和逻辑常项（联结 词、量词）能结合为逻辑公式。这些公式刻画着命题和推理的形式结构。因而有人觉得使用了变项似乎也就快相当于研究了思维的形式结构。有些学者困惑于中国先秦名辩学中没有明白地提出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为了找出这种形式，或者为了能够找到和这类形式挨边的东西，遂把墨经中使用的象“彼”、“此”、“之”、“其”这类指示词 解释作变项。如，《经说》第74条①有“彼：‘之牛’。‘其非牛’。两也。 无以非也。”有学者解释说，“‘之’为《墨经》常用的另一个逻辑变项符号，与彼、此、是、其、夫、然、有等充当逻辑变项的作用同样，可指代任一事物、属性、词项或命题。‘之牛’意为‘这是牛’，犹如说‘这个S是牛’”。“‘其非牛’，犹如说‘那个S不是牛’”。沈有鼎先生在谈到《经说下》第173条的“谓‘彼是，是也’，不可”时， 也说“‘彼’、‘是’等代词《墨经》是拿来当作变项用的。” 西方逻辑史上，变项的使用可能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如《解释篇》、《论辩篇》中，没有使用字母符号作变项。仅有少处地方使用“它”、“甲”、“乙”（不知原文是什么）表示词项或命题。在《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则大量使用字母A、B、C、X、Y等作词项变项来构建和解说他的三段论逻辑。可见，变项的使用对构建逻辑、分析命题和推理的形式起着重要的作用。变项的使用不仅便利刻画思维形式结构，还能扩大研究者的视野和洞察力，看到不用变项难于看到的东西。但也应该看到，变项本身并没有逻辑含义，它并不是逻辑研究的对象。逻辑要研究由逻辑常项构建和刻画的思想结构。变项仅仅是这些思维形式中的一些空格、空位的标识。仅有变项而没有逻辑常项则不会有逻辑公式。也不会有逻辑研究的对象。因而仅仅有变项或使用了变项，并不能使墨经成为研究了逻辑的著作。想那样，我们还得从墨经中找出它对用变项和逻辑常项结合的命题形式的研究。 其次，能否把墨经中使用的“彼”、“此”、“之”、“是”等看作逻辑中的命题或词项变项呢？也就是说，能否把这些用语看作逻辑变项呢？ 上面所引沈有鼎先生的话，出自《沈有鼎文集》中的文章《墨经中有关“不定称判断”的争论》。相关整段的原文是： “牛马”概念的外延是“牛”概念的外延加“马”概念的外延。墨家的形式逻辑有“牛马非牛”和“牛马非马”的说法。《经说下》另一条也说：“谓‘彼是，是也’不可”。“彼”、“是”等代词《墨经》是拿来当作变项用的。“谓‘彼是，是也’不可”就是“谓‘AB，B也’不可”。（我们可以假定A、B的外延没有共同分子。）用“牛”、“马”依次代入A、B，就得出“谓‘牛马，马也’不可”。这和本条‘牛马非马’的说法完全是一致的。 前面提到，沈先生的所引墨经原话出自《经说下》第173条。 学者们对这段话的校勘是不一样的。沈先生没引出全文。孙中原《中国逻辑史研究》一书给出的全文校勘是：“[经173]‘惟吾谓’非[私]名也则不可，说在反。[经说]惟。谓‘是鹤’可，而犹之‘非夫鹤’也。谓：‘彼是，是也’不可。谓者毋惟乎其谓。彼犹惟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惟乎其谓，则行也。”周云之《墨经校注·今译·研究》一书中的校勘是：“[经] 惟吾谓，非名也，则不可。说在反。[说]惟：谓是鹤可。而谓之非夫鹤也，谓彼非是也，不可。谓者毋惟乎其谓。彼谓惟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惟乎其谓，则无不行也”。 从原文看，周云之的校勘较为合理，前后意思连贯。但，在他的校勘下，“彼”、“是”都不被用作变项。沈、孙二位的校勘：“彼是，是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