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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规范协调机构背景链接 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到2014年10月份，全国共减少13万余个议事协调机构，仅湖南减少1.3万余个，江苏、内蒙古分别减少8472个和8081个。“协调机构”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协调机构”过多过滥的背后，是对“机构法定”原则的淡漠。 深度解析 [权威论述] 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剖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 ——习近平 转变政府作风，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 ——李克强 [设立协调机构的初衷] 议事“协调机构”，是指为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合作、协作机构，其曾用名为“非常设机构”。设立“协调机构”一方面是因为，面对重要而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性事件，其工作职责一时难以分解到单一机构，需要更多机构“联合攻关”，甚至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协调”，才能有效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提高各职能部门重视程度，防止各职能部门互相推诿的目的，而把多个部门“捆绑”在一起。设立“协调机构”的最终目的，是为减少层级、协同作战、提高效率。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当设立“协调机构”成为应对临时性任务、突发性事件的“万能钥匙”时，当设立“协调机构”成为突显“领导重视”的“样板戏”时，当“协调机构”越设越多，以致领导都不知道他们“挂帅”了多少“协调机构”时，“协调机构”也就严重走样了。最常见的两种情形是，“协调机构”成了“纸上机构”，只知道干开会发文的事;“协调机构”成了“空壳机构”，长期“沉睡不醒”，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也未终结其使命。 尤需诟病的，一是一些“协调机构”成为“推诿机构”，一些跨部门事务貌似几个部门都在管，实则几个部门都不管，尤其是在没有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的情况下，“协调机构”的多头管理往往可能沦为“多不管理”，降低行政效率，正如“九龙治水水不治”。二是一些“协调机构”纯属因人造事、因人设岗，人浮于事。比如有的“协调机构”在整个机构下面又分设几个协调小组，组长、常务副组长、副组长等一干人赫然在列。 [不良影响] 协调机构层出不穷，一者部分领导恐怕自己也数不清“领导”了多少个办，实际上恐怕既未真正领导过，也没有真正协调过，沦为空转机构。二者，宝贵的人力物力耗费在文山会海之中，但凡要落实工作，不问实际需要就先成立各种办公室，造成机构、人员冗杂。各种协调机构大量成立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该办的没办好，不该办的倒办了，比如过度干预市场、乱发文、乱摊派等。此前引来热议的郑州“馒头办”，收取商户上千元办证费用，就是政府之手伸得太长，伸到了市场之手该管的领域里，最终导致越“办”越乱的实例。 [辩证分析] 尽管目前全国一次性砍掉了13万个议事协调机构，但也不能一味否定所有“协调机构”存在的意义。见到某某办、某某领导小组就要反对，这也是走向了反面极端，并不可取。在一些覆盖范围广、涉及单位多、重要性凸显的领域，比如在食品安全方面，设置国家层面的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工商、食药监等部门协同作战，是理所应当之举。 [治理思路]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涉及比较复杂或重大、跨区域的问题可设立相关“协调机构”，其他要慎之，防止冗员。部门若都守土有责、尽心尽责，就无需成立徒有虚名的“领导小组”。要坚决精简，真正做到“权随事设、责随事定、人随事走”。 砍掉这些徒具观赏价值、实用价值寥寥的协调机构，是从外在形式、机构设置上做出的改变，还需辅以内部机制的升级，落实依法行政。这办那办，都不如依法律来办，才能一方面避免砍掉协调机构就无人出面协调的弊端，另一方面杜绝这些机构换个马甲，重出江湖。 [具体措施] 首先，协调机构的设立、运行、退出都应遵从“机构法定”原则。不能某个领导一句话就挂牌成立，而要遵从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协调机构不是不能设，而是要明确为什么而设、设立之后怎么运行、将来如何退出等一系列问题。不少协调机构成立的新闻报道中鲜有获悉这些机构完成历史使命，适时退出。比如非典发生十年之后，辽宁省才撤销了“省防治非典指挥部”，不免贻笑大方。此外，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行政之手要自觉管住，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的事情，政府就不必要再设立个办公室越俎代庖。 其次，完善不同部门的协同合作机制，完全可以采取改革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等制度化渠道，在依法行政的框架内解决。一是看过程，部门协作不应文来文往，开开会、签签字就了事。为督促各部门完成其法定职责，不妨探索在考核政府部门时引入协同合作指标，让与其合作过的相关部门来打分评价;二是看结果，若某项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的工作未达标完成，理应追究其中合作不得力的单位，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