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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新法家的法治主义思想建构及其时代功用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人民肩负实现民族独立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救亡与启蒙因而成为两大时代主题。近代新法家在“新战国时代”这一时局判断基础上，积极吸收近代西方政治法律理念同时，对传统法家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大力推崇生物史观与国家主义，以法治主义为其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基本策略。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时代，新法家的思想理念与法治主义进路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予以镜鉴、创化和推进。 　　关键词：新法家 救亡与启蒙 生物史观 国家主义 法治主义 　　近代中国法政思想的探索以国家独立与富强、国民解放与启蒙为宗旨和目的。对于一系列时代变革的问题，各大学术派别给出了相当多元的回答。晚清至民国时期建构现代政治与法律的思想影响深远，它大致呈现为三种形态或主张：首先是将国家视为共和的国民自主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为与民主主义结合的共和爱国主义；而后是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因素的“国性论”，后来发展成为以维护文明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义；最后则是带有权威主义倾向，将国家视为独立人格体与国民忠诚共同体的派别，也即后来以曾琦、陈启天、常燕生为代表的国家主义与新法家派，也即“醒狮派”。〔1 〕这些派别直接影响了近代法政思潮乃至社会运动的发展。其中“新法家派”提出了系统为扩展法治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法律主张，大有与国共两党鼎立的势头，影响颇为深远。至于那些并未自我标榜新法家派别的沈家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也大都对法家思想多有青睐并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新法家色彩的思想主张，有学者称之为“隐匿的新法家”。〔2 〕 　　一、时局判断与前提理论：新法家思想展开的基础 　　新法家派的思想作为特殊时期求变求新新学说，乃是近代以来前所未遇民族危局必然催生的产物，其立论背景在于：中国所遭逢的是整个文明的深刻转型，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模式不再适应时需，必须加以拣选和批判，因而必须与旧王朝进行断裂式的告别；同时，西方的法政思想文化随其强势进入中国，势必对中国的观念与生活模式产生冲击，思想家们必须对之作出积极的虽然是被动的回应，以期完成建设新国家、培育新国民的时代任务。从而，救亡与启蒙成为一切思想与实践为之展开的核心问题：“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历史道路的认知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只有被动转型的古代文明才会遭遇的‘救亡―革命历史叙事’：救亡是近代中国人的第一使命，所有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学说都必须服从于‘救亡’这一时代主题，因而我们必然要在‘救亡叙事’中才能发现近代历史运动的意义。” 〔3 〕对于新法家等清醒的思想家而言，这样一种时局不啻为“新战国时代”――“近代国家的特点，在对内方面，是实行法治的民主主义，以求统一；在对外方面，是实行民族的国家主义，以求发展；在物质方面，是采用科学的物质文明，以求便利；在精神方面，是信仰斗争的进化学说，以求胜利。建立在这种种特点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国际关系，是务求发展，相互斗争。用一个旧名词来简单标明近代国家的国际关系，可以说是‘新战国’。” 〔4 〕在“新战国”这一时局判断之下，优胜劣汰的生物史观和国家本位的国家主义法治观水到渠成地成为新法家立论的两大支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战国时代之“新”，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剔除了以往王朝循环的思想，代之以追求无限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列强并争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不足为奇，而“新战国时代”的核心，在于认可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单一线性史观，其更替演进并非简单的王朝循环往复，而是文明发展阶段的高低竞争，在这种叙事下，不奋发图强即面临着整个民族与文明被欺凌和淘汰的命运。新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常燕生指出：“中国之所以失败，不但不在区区兵器问题，也不仅在政治上的不良或科学物质文明不发达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根本是一个整个社会进化阶段的问题，中国的失败，是非国族社会对于国族社会生存竞争的失败。这完全是生物演化阶段高低的问题。” 〔5 〕因此，晚清以来以救亡为主题的政治法律学说虽然在具体模式设计上有所分歧，但不论是否全盘接纳西方文明、不论选取改良还是革命的方式，基本无一例外地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他们基本上都认识到了中国的前途在于建构一个近代化的全新政治法律文明系统。 　　新法家生物史观由常燕生提出并得到系统阐释，其核心在于“生物有机体”与“进化”两个方面：首先，借鉴斯宾塞等人将进化与竞争的原则引入国家与社会的竞争的学说，强调国家时时刻刻都是向前发展、对外竞争的：一方面要不断适应环境以加强自身的生存实力；另一方面要争得在文明竞争中的胜利，免于被淘汰的命运。这样一个观念恰好符合了近代中国救亡使命的需求，新法家在这一点的宣传上可谓不遗余力。其次，将国家与社会视为生命有机体，从细胞到个体的发展是向着高级阶段不断演化的过程。据此可以将人类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