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疗社会学角度谈剖腹生产.doc

產科醫學遇上「迷信」婦女？ -- 台灣高剖腹產率論述的知識、性別與權力＊ 吳嘉苓 產婦的先生和婆婆守候在開刀房之外，之前他們敬拜過祖先，告知列宗，這個經他們算命，擇訂在此時此刻剖腹出世的孩子，八字大貴，命格主文昌，若在古代，是輔佐皇帝的宰相之才。 不到一小時，護士抱出一個男嬰，看到兒子方面大耳，哭聲洪亮，初升格的爸爸很滿意的說：「果然有當官的架勢，將來可能會入主內閣喔！」 護士林麗雲根據經驗表示，像這樣子為了替小孩排個好八字而選擇剖腹產的例子，每十個產婦裡起碼有三個。（謝淑芬1996，光華雜誌） 台灣這幾年來在32%、33%擺盪的剖腹產率，在世界排名名列前茅（見圖一）。即使醫院級的全國性統計數字要到1991年才出爐，從1951年以來各醫院的資料已可看出剖腹產率節節上升的端倪（見圖二）。1951年，台大醫院僅有3%的新生兒由剖腹產出。到了1960、 這樣高的剖腹產率自1995年以來在台灣引發了相當的討論，解釋高剖腹產率的各種論述也紛紛出爐。討論的焦點包括給付設計的影響（剖腹產比自然產來得經濟）、產科醫師的偏好（醫師傾向開刀以增加控制感、藉開刀避免醫療糾紛）、性別因素（剖腹產顯現婦女於男權控制的醫療體系中，特別弱勢）、現今生產的意識型態（剖腹產為自然生理過程過度醫療化的最明顯例證）等等。而另有一種常見的論述方式，是將箭頭指向產婦的行為，我在本文稱之為「婦女行為論」；除了如文首所引《光華》雜誌所報導的「選擇吉時良辰」外，這種婦女行為論的論述內容還包括「怕痛」、「怕陰道鬆弛」等等。而像這種以婦女行為來解釋高剖腹產率的要因，是其他各國討論高剖腹產率所鮮少出現的。 這篇論文試著分析「婦女行為論」在台灣的呈現方式，並以作者的田野調查資料，佐以討論。生產，特別是剖腹產，可說是分析社會-生物交界面的最佳例證之一。醫療社會學討論剖腹產技術是科技救命的力證，還是醫療作為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例，Loudon 1992；Zola 1972）。女性主義的討論也爭議：醫療科技可能是將婦女自生殖「天職」解放出來的利器，還是多一道控制婦女身體的機制（例，Firestone 1970；Rich 1976；Tong 1997）。而我分析台灣高剖腹產率論述中「婦女行為論」的來由，主要著眼於「知識/權力」的分析策略。這種知識/權力乃伴隨相生：分析時並非只是探查有權力者如何能產生、決定知識；知識的形塑過程本身，就有權力的意涵。台灣的高剖腹產率是怎麼一回事，是怎麼被解釋，特別是廣受討論的「婦女行為論」的論述是如何形塑，其中的權力結構為何，這些是我要探索的重點。除此之外，藉由田野資料，我亦討論產婦本身對這些「婦女行為論」的論述；先前的「婦女行為論」的論述來源自為醫事人員、公衛學者、媒體、女性主義者等等，即使包括婦女本身，也常以化約量化的形式呈現。我希望藉由深度訪談的資料，展現婦女複雜的決策過程，及與權力結構互動的過程。我試圖傾聽這些婦女的聲音/論述，與先前的論述做對話，達到如Martin（1990）所說的「多音」（polyphony）的研究分析策略。 本文另一重點，是要解釋產婦在這權力結構之中的位置。已有一些女性主義論述，將產婦的這些「選擇吉時良辰」、「怕痛」、「怕陰道鬆弛」等，視為體制的受害者；這些體制包括「重胎兒、輕母親」、「醫療霸權」、「取悅男人」等等。產婦深陷其中，飽受其害。這固為討論產婦的重要出發點，但只侷限受害者的討論亦有其限制。女性主義者已就各項女體議題，如從事性工作（例：黃淑玲1996；紀慧文1998）；美容手術（例：Davis[1995]1997）；厭食（例，Bordo 1992）等等，討論女人作為體制的受害者或行動者的多重面向，本文亦討論類似討論策略，亦即同時討論社會結構對產婦可能造成的限制，與從成員觀點中可能展現的行動力。 最後，對照先前的「婦女行為論」，我將提出一個「臨床行為論」的剖腹產討論論述。我藉由現今台灣剖腹產四個主要適應症（indications）的「主觀性」，來討論剖腹產臨床診斷的「灰色地帶」。一方面，我要對現有「『主觀的』婦女行為可議，『客觀的』醫學判斷無可爭辯」的思考模式，提出質疑。另一方面，臨床診斷的這種「灰色」，正是權力運作的重要場域（例，Freidson 1970），值得作為探測台灣高剖腹產率的論述方向。 「她們為何剖腹？近半數為了選吉時」 1995年6月8日的中時晚報第五版出現了一個斗大標題：「她們為何要剖腹？近半數為了選吉時」。報導內容的開門見山即為：「台灣的產婦決定採用剖腹產的最大考量竟是有近半比例是為了選良辰吉時。」下一段也提出：「整體研究顯示一個結果就是，確實有一定比例的產婦是受到非醫療因素的影響而決定以剖腹方式生產，如迷信、錯誤觀念的誤導，還有擔心自然產後會導致陰道裂傷鬆弛影響性生活者也佔了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