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研究——基于“个体化”理论的社会学想象.pdfVIP

收稿日期：2015-10-30 作者简介：柳建坤（199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管理研究；李炎可（1994-），女，河 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社区社会工作研究。 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研究 ——基于“个体化”理论的社会学想象 柳建坤 1，李炎可 2 （1.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2.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 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 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 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 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 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 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 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 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 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 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 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 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 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 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 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 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 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 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 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 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 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 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 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 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 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 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 虐待发生率为 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 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 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 （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 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 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 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 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 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 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 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 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 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 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 摘 要：虐待老人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作用下呈现出独有的“失控”特 性，造成根源定位出现盲点和治理策略的偏差。本文立足于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化”的社会事 实这一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从理论层次和现实状况详细阐释了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从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 之间张力的视角，提出要以维护本体性安全来培育具有家庭美德和公共道德的现代公民，进而构建抵御虐待 老人问题风险的处置机制。 关键词：虐待老人；个体化；社会风险；本体性安全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79-03 S h e H u i Y a n J i u ☆ 社 会 研 究 ☆ Theory Research 学 论理★ ★ ★ ★ 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 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 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 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 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 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 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 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 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