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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税收借鉴(最新)综述
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税收借鉴闽侯国税余鸿飞、林风华摘要: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侧刺激乏力,供给侧低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必由之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个案。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西方世界陷入长时间的“滞涨”困境,上世纪70至80年代,许多西方发达经济体都在尝试以供给侧改革摆脱危机或经济滞涨,而税收改革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头戏,起着引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回顾并分析这些成败经验,也许会为中国的供给侧视角下的税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国际税收借鉴。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税收改革、制造业升级引言“供给侧改革“是时下十分火热的一个词,自从2015年11月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后,在一个月内被中央高层九次提及,其概念之后被不断深化和具体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新思路。为了应对已经到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已然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的风向标。供给侧改革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在战后持续了近三十年的经济繁荣,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曳然而止,经济增速踩了急刹车,进入了以经济低速增长伴随高通胀、高失业为特征的“滞胀”“新常态“。为了应对不期而至的经济“新常态”,在旨在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情况下,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而没落的经济学供给学派重新崛起,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观点影响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供给侧改革。而在各国的供给侧改革中,相应的税收新政策则是重中之重,起到引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在背景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所以分析这些国家在改革中相关税收政策的得失,对我国现阶段供给侧改革中税收政策的制订,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改革中的税收政策及其影响在各自的供给侧改革进程中,虽然出发点和大方向大致相同,但是各国的具体改革方针及税收政策却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导致了今天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局面,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根据这些国家改革的侧重点和相应政策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侧重金融、科技创新和大幅削减传统工业产能的创新派,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一派是侧重传统产业提升,在原有领进行深耕充分开发其潜力的传统派,以德国为代表。(一)改革背景20 世纪70 年代,美国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达7.2%,而经济增长率仅-0.2%,深陷“滞胀”泥淖。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税率过高、限制进入、工业竞争力下降等诸多结构性问题。英国同样陷入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淖,零售价格同比一度飙至25%,GDP 增速出现负增长;同时英国也面临工会力量庞大、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社会福利负担过重等结构性问题。1970年代联邦德国通货膨胀共经历两轮升降,最高通胀率达9.87%;而且在70年代后期面临出口市场被日本等国家挤压,对外贸易连续三年逆差。同时也存在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社会福利负担重、海外市场萎缩等结构性矛盾。(二)改革方针和税收政策英美两国虽然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方针确实基本一样,可以概括为: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减少非盈利产能和项目、开放各类行业限制鼓励投资、鼓励金融和科技创新。而德国除了给个人和企业减税外,则更注重抑制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更倾向于扶持传统制造业。这三个国家的改革方向反映到具体的税收政策上,主要有:1.削减个人所得税,提升社会消费能力。改革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达70%,企业所得税率高达46%,极大抑制了社会投资和生产的热情。1981~1984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在此期间,最低税率与最高税率从原来的14%和70%,分别降为11%和50%,1986年,政府又启动新一轮税改,改革后税率由此前11%至50%的十五档,简化为15%、28%两档,另对高收入者征5%的附加税[1]。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在1979 年的第一个预算案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原来的33% 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 降到60%。1988年,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进一步下调到25%;最高税率进一步下调至40%。[2]德国政府将个人所得税最低和最高税率分别降至15%和45%,同时大幅提高未婚者免税额度。减税使所有纳税人获益,特别是收入居中、较少的家庭和就业者。[3]2.削减企业所得税,减轻企业负担美国政府企业税方面采取了加速折旧的办法,大大缩短了大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报,同时缩减了公司所得税的征收税率区间,从15%~46%转变为20%~34%。[1]英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由53%降到35%,起征点从原来的年利润20万英镑提高到22.5万英镑,同时减少中小企业税负,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其发展。[2]德国除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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