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四章 刑事二审开庭裁判主体论.docVIP

角色与使命：刑事上诉审的裁判主体 第一节 问题与方法 一、问题之提出 通常而言，刑事上诉审程序是控辩双方不服法院已经做出的裁判，依法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抗诉），要求撤消或者变更原裁判，上一级法院基于此进行审理的诉讼程序。 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的诉讼历史上，对判决感到不满意的当事人都曾以攻击作出判决的法官作为援引的救济手段去引发上诉审，但是这种做法后来被放弃了，而将客观静态的判决作为合理的攻击对象，而对法官的攻击情况仅仅限于法官裁判行为不检点这种特殊情况。上诉救济手段的这种发展，体现出审判运行主体——法官的尊重与保护，传递出法律对人应有的慎重与尊敬。但反过来，审判又不能脱离恰当的主体角色定位与功能演绎。若要系统地研究上诉审审判方式的前因与后果，就无法绕开这样的一些追问： 第一个追问涉及到为什么要开庭？如果我们坚持审判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那么开庭就是这种认识活动的一个步骤，从认识主体的任务、思维方式去思考，无疑是回答开庭如何成为必要的最当然的解释。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笔者已经在前一章进行思考与论证，本章不赘。 第二个追问涉及到裁判者之间的关系，既然作为事实认知必要步骤的开庭审理在一审阶段已经得以践行，为何上诉审依旧应落实开庭审理？如果无以了解上诉审裁判者的角色特征，此问题恐怕难以得出结论。 第三个追问涉及到上诉审裁判者的使命，采行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的重要根源，在于开庭能吸收由当事人主张的开放的社会规范信息以便最终决策，如果仅仅依据“法条构成性”标准去决策是没有必要开庭的， 要破解上诉审一律开庭审理的机理，恐怕也非得从社会秩序形成的不同政治哲学去系统探悉上诉审裁判者的使命不可。 本章拟以第二、第三追问为逻辑递进路线，继续我们在前一章未尽的探讨。这里率先声明的一点是，由于司法职务概念在不同法域中的多样性，比如大陆法与英美法中审判主体有职业法官与陪审团之别，而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目前也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笔者不希望在本章中就司法职能的应然归属问题多做纠缠，因而使用“裁判者”这个词汇去涵盖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外延，而避免使用“法官”或“审判组织”这样太具体的词语。 二、系统化研究方法之确立 “法律系统作为自治组织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生态系统，通过自我关联与自我调整而维持其自身的稳定性，又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流维持其系统的开放性。”同时程序还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某一个环节的偏差与脱节，程序内纠错机制将进行自我更正与修复。总之，作为大系统的司法制度中包含若干个子系统以及子子系统，整个刑事司法也就是由多重系统所构成的法律有机体。系统化的司法体制包含以下几个潜在特性：（一）要素完整性；司法系统的功能仰赖于由若干个要素互为依存，而形成的一种共存共生的土壤，因此任何一种要素既不能孤立存在，它也不能同时兼顾两种以上的功能。（二）内部互洽性；尽管系统要素相同或相似，但如果结构不同，则诉讼制度也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功能。刑事司法系统的要素都是按照特定的刑事诉讼目的联系在一起并且彼此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从而形成稳定的刑事诉讼结构。（三）资源开放性；即允许外部环境要素对刑事诉讼系统进行影响和改造，使得诉讼系统能够依据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发展演化， 与外部环境保持着平衡和协调的发展态势。开放性是保持司法系统持续的生命力的重要条件， 也是系统有序化运作的重要保证;（四）动态平衡性；系统要素不仅具有内在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 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均势，如果这种均势被打破，系统要素的结构将失去平衡，系统功能将被折损和相互抵消，刑事诉讼既定目标可能无法实现。 当今司法改革中，之所以会出现越改越乱、越乱越改之窘困局面，关键就是没有认识和把握系统规律：一方面，改革者人为地切割了各种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规则之间的密切联系，造成各种制度设计与程序安排杂乱堆砌，虽然在单个局部环节来看，不失其合理性，但难以和系统内其他要素相互衔接而达致共生共存之状态；另一方面，改革者过于追求局部要素或者环节的完美，枉顾整个刑事司法的“生理平衡”，最终不仅难以实现局部带动整体之预期，反而因为内部要素间的抵消与折损，导致与理想截然不同的负面效果。笔者认为，在分析刑事上诉审裁判者类型化时，务必作以下系统化思路准备： （一）正确定位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 按照通常解释，刑事诉讼的目的指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是立法者根据国家与社会之需要，并基于对刑事诉讼法固有属性之认识而预先设计的关于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虽然我国通说将刑事诉讼目的界定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但笔者认为，在一个政策指令型社会中，在传统法律文化上，刑事司法理念实际上都是强调真实发现，而同时兼顾保障人权，发现真实始终是置于首位的标准，如德国刑事法大儒克劳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