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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傅绍良在唐诗研究中，关于唐诗分期的说法越来越繁杂，从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到八分法，不一而足。纵观诸种分期法，不难发现，唐诗分期的主要分歧是有无盛唐和有怎样的盛唐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焦点又在李白与杜甫的评价与时代归属上。李白和杜甫是否都是盛唐诗人，他们代表着怎样的时代风气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出现了两种现象：其一是以李白为盛唐之正音，认为李白的“青春浪漫”是盛唐气象的代表，从而忽略杜甫在盛唐诗坛的地位（注：对这种说法，本人已撰文论证，参见傅绍良《盛唐气象的误读与重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兹不赘言。）；其二是因为杜甫有开启中唐文学之功，便将他从盛唐诗坛划分出来，列入中唐。近年来持后一种看法的较多，而且还作为新观点写入教材（注：胡适《白话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均将杜甫列入中唐。）。唐诗分期到底是客观存在的还是研究者主观为之？这是研究唐诗分期必须首先明晓的问题。应该说，唐诗分期离不开研究者的主观意念，但更源于唐诗阶段性发展的客观存在，这是唐诗分期应尊重的客观因素。那么是什么客观因素影响到唐诗的阶段性存在呢？也许唐人自己的感觉最具说服力。本文将依据唐人评唐诗，特别是以唐人选唐诗为基点，抓住唐诗分期的焦点问题，透过唐人对盛唐诗人和诗歌的评述，找到影响唐诗阶段性发展的客观因素，从而确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一初唐诗人不可能评价盛唐，但是这个时代的理论家和诗人们却用自己的心描绘未来，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未来文学扫清障碍。唐初几十年间，诗歌的发展之路比较曲折。当时的诗坛交织着两组矛盾：其一南朝文风与北朝文风之矛盾；其二文学遗产与新时期文学发展之矛盾。这两组矛盾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如何将充实的内容与完美的艺术相结合的传统话题。魏晋南北朝期间，长期的南北对立及文化重组，使得这两组矛盾显得更突出，而唐代的安定统一，则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时代的机遇，为此，政治家魏征明确提出了解决南北文风矛盾对立的方法和目标：“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1]魏征的这种理想在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那里得到了实施。“四杰”清楚地意识到南北文风的差异：“北方重浊”，“南国轻清”，[2]反对南朝及上官体的绮艳诗歌，倡导一种富有“骨气”的刚健之诗，在初唐诗坛刮起了一股狂飚。不过，“四杰”尽管明确地反对齐梁遗风，提倡“骨气”，但不排斥声律，对谢朓、庾信诸人之诗较为赞赏（注：庐照邻《南阳公集序》：“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于向刘之上”，“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残留着许多南朝遗风。对此后人多有评说，以为“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3]，“亦诗人之小巧者”[4]，“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5]。四杰为什么有反南朝文风的清醒意识，却又“词极藻艳”呢？这在初唐刘知几的历史观中可以找到答案。刘知几《史通?言语》云：“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这一历史态度，体现了唐初人处理继承与创作之关系的历史理性。也正因为这样，唐太宗等人意识到南朝遗风之不足，但却没有像隋文帝那样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去解决艺术问题，而是尊重艺术发展规律，使文学在发展之中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杰”的未脱梁陈体，不是未能摒弃声律格调，而是未能将其圆熟地运用于诗歌的抒情与写景之中，故而时有“微瑕”[6]。与四杰相比，陈子昂所表现出的则是对齐梁和唐初诗进行彻底清算的气度，以及他“风骨”、“兴寄”的文学理想。那么“风骨”、“兴寄”究竟是怎样的艺术境界呢？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云：“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可见，从艺术创作和审美机理上来说，“风骨”不仅仅是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而且还是对诗歌的整个构造与感染效果的要求。并非所有内容都可以“风人”，也并非所有质实之辞都可显“骨力”。一篇富有风骨的作品，必须首先具有让作者自己感动的内容，发乎内形于外；其次，充实的内容必须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以“练骨”、“析辞”的功夫，用精当的文辞创造富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可见陈子昂以“风骨”相号召，正是要追求一种“文质斌斌”的艺术美。也许鉴于“四杰”的“微瑕”，陈子昂采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手段。就是说，他的作品对日益完善的格律诗，有一种近乎排斥的态度。因此他虽“为李、杜开先”[3]，但仍未能将文学带入“文质斌斌”的尽善尽美的境界。二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都不满于自己时代的文学，而呼唤一种更能体现大唐风范的诗风，他们的努力在盛唐得到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