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学术成果和贡献.doc

林毅夫教授的学术成果和贡献 作为最早接受现代经济学训练并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教授坚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并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一般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不仅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积极推动了规范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国内的运用。 一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与拓展 林毅夫教授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耕作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年12月号的《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中，他以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中国发生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的原因，认为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极其困难，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之间达成一种可以自我实施的协议，但是，1958年之后社员的退出权被剥夺，导致这种协议无法维持，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从而导致了农业危机的出现。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期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则用现代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1978年以后中国农作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作出定量估计，发现农作制度由生产队体制转变为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变革对1978－1984年间的农业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42％。而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探讨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作制度发生变革的原因，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监督困难，生产队中的最优监督水平一般很低，造成社员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激励条件下社员的努力程度和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在家庭农场劳动的农民，因而触发了这场农作制度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林毅夫教授还分析了农作制度改革对于农场投资和农业新技术扩散的影响。 上述研究成果为国内外经济学界认识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轫点的农村耕作制度变革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严谨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经验证据。 林毅夫教授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案例出发，进一步上升为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性思考。中国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那么制度本身是如何变迁的？通过对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历程的观察与反思，林毅夫教授拓展了Ruttan（1978）、North（1970、1979、1981）等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概念，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这一成果体现在发表于美国出版的《Cato》杂志上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一文中。该文从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展开，根据制度创新主体的不同，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前者指制度创新是由个人或者一群（个）人在制度不均衡、存在制度创新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后者指制度变迁是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前者的发生必然有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获利机会引起，后者也可能由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在发表于《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77卷（1995年）的《禀赋、技术和要素市场：中国农村改革中关于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的一个自然试验》中，林毅夫将1979年以后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作为要素市场发生的一个自然试验，检验了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的有效性。进而，在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手册》的《制度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全面总结了当代经济学界对制度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该文剖析了制度的特性，强调制度相互依存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方法论问题，并以交易费用方法分析制度的效率和制度变迁的需求，在制度供给方面，分析了制度的公共物品性质对于制度供给的影响和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特殊地位，探讨了制约有效率的制度变革发生的各种可能因素。对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来说，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处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林毅夫教授将制度变迁理论引入了中国学界，不仅为国内经济学界对体制变革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而且为决策者制定体制改革的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在技术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林毅夫教授对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农业技术变迁的特征；二是对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的开创性研究。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技术类型——节约劳动型和节约土地型技术来实现。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