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一战”.docVIP

上海的“一战”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对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的战败终结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也使德意志国家统一成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改变了欧洲的外交关系，也打破了英法两大帝国争霸世界的格局。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时代之后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以“世界政策”为其基本特征。从实用主义出发，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旨在推行德意志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在经济领域与欧洲老牌殖民帝国展开争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非洲，两次摩洛哥危机改善了英法关系，但却使法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然而在东亚，战时的国际格局却是另一番景象，大英帝国联合法国和日本，共同对抗德意志帝国。作为后起的殖民帝国，德意志帝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这就需要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作为依托，许多法国的殖民地和保护领地的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德国商业团体的冲击。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初期，由军事动员推动的殖民帝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却是以政治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尤其是在东亚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战争初期这种帝国竞争的政治化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阿尔伯特?皮埃尔?萨豪在总督府内设立了一个永久性机构“政治与本地事务处”，负责监控印度支那的政治情报，以及德国人在该地区的活动，以维护战时这一地区的区域稳定。这一机构涵盖了一些广泛而重要的业务，而其核心任务是维护区域的总体安全。在法国当局看来，这个机构的职责既要搜集有关印度支那的各种政治情报，同时也要维护战时法国在东亚的各方面利益：一方面是监控德国人在东亚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向法国政府反馈欧战对东亚局势的影响。 　　欧洲的战事冲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计划出口欧洲的农作物因战事而滞销，1914年8月，越南的稻米大量囤积，东京的稻米价格大幅下跌，农业人口的收入严重缩水。尽管由于欧战引发的经济动荡尚未严重威胁法属印度支那的政治局势，但已经酿成了一系列的地方性叛乱。根据“政治与本地事务处”掌握的情报显示，德国人在中国和印度支那边境利用发行的中文刊物，来鼓动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印度支那一些叛乱分子的首领都受到了德国人的资助，与德国派驻这一地区的外交人员有着密切联系。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德国人在东亚地区政治宣传活动的监控，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法国驻香港和上海领事之间实行情报共享机制。 　　法国情报部门的情报显示，德国人主要在北海（Packhoi）地区发行中文期刊《欧战实报》来实现对东亚地区的政治鼓动。政治宣传是战争初期德国在东亚地区与协约国进行对抗的主要形式。受德国政治宣传的影响，战争初期主要中文媒体都倒向同盟国一边。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法国驻香港和上海两地领事的主要任务，便是阻止这些德国人主办的中文刊物在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流通。 　　因此，在战争爆发初期，交战双方在东亚地区的对抗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针对德国发动的宣传战，协约国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东亚地区的情报搜集和对德国人的监控。法国一方面与英国建立情报共享机制，另一方面以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的“政治与本地事务处”、法国驻香港和上海两地领事馆为核心节点建构了一张覆盖东亚地区的情报网络。上海作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港口城市，在整个情报网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15年底、1916年初发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不仅说明了上海在东亚地区情报网络中的特殊位置，也侧面揭示了“一战”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产生的实际影响。 “一战”初期的上海局势 　　1914年夏，战争在欧洲爆发时，欧战就已经引起了像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和张君劢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欧战是使中国摆脱自19世纪以来的“危局”的一次机会，能使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可以说，当时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以积极的眼光看待欧战的。在他们看来，欧洲政治局势的改变，必然会影响欧洲殖民帝国在东亚的竞争，进而也会在中国社会内部引发回响。 　　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乐观态度不同，北洋政府对欧战持审慎态度。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外交使节，不断地把战争的实时动态发回国内，经过仔细地权衡利弊，北洋政府最终决定中立，并照会交战双方勿在中国领土内进行军事行动。然而实际上，在战争初期，中德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有着密切联系。1914年-1916年，中德贸易稳步发展，德国人控制了上海、宁波等地的中国海关，甚至利用中德贸易之便利进行军火走私。在这一时期，德国人在华的政治宣传和经济控制相辅相成。 　　在上海，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重新控制了华界市政权，并着手进行行政改革。1913年夏，郑汝成被任命为上海镇守使，不久又兼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华界实行戒严，上海市政厅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中华民国大总统则被赋予了管理地方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