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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存在的问题 “腐败”一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其点击率就居高不下。腐败据透明国际下的定义是：公共部门中的官员（包括政客和公务员）通过滥用委托权利，来使自己及其亲信不正当地或非法地发家致富的行为。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定期公布《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其中政府清廉程度也被视为一国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腐败程度大体和日本相仿，劣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却好过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印度。若按国际透明组织设计的清廉指数（CPI），1998年中国清廉指数为3.50，在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数（4.89），也低于世界中间数（4.20）。1999年排名，中国在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8位。这些研究当然仍很不完善，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大致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比下有余。腐败无所不在，侵蚀着国家健康的机体和稳固的政权。尽管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一批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尽管强大的反腐败压力使腐败行为有所收敛。但是，隐形腐败、灰色消费、腐败与改革赛跑等腐败妖风却度时而出，许多官员几百万收入来源不明却只判几年刑，老百姓对此深为不满，期望尽快完善法制，严惩腐败。但一味加重刑罚、加大纪检力度也不能完全根除腐败。严刑重法，其结果或者不腐败，或者大腐败。其实际表现是，腐败大案越来越多，另人触目惊心。反腐败，案子越来越大，就是证明。惩治腐败虽然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但发的一定要有的放矢，这就需要我们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也许这就是智慧和耐心的结晶。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思路。1996年，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明确了“反腐败领导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 从1997年开始，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继出台；一是政企分开；二是打破行业垄断；三是改革行政程序，入世后中国取消了789项审批，大幅度削减了政府官员的任意处置权，同时实施《政府采购法》等“阳光立法”，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1998年，中央纪委二中全会首次提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成为我们党今后治理腐败的大政方针。 要想从源头惩治腐败，首先应该明晰腐败产生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现代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学的研究表明，产生人行为的根据和机制是人本身存在着一种动力源及人格动力结构。人格动力结构理论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在外界环境刺激下，由“人格需要”和“人格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外界环境属于客观原因，它是人行为产生的外在条件，起次要性作用；“人格需要”和“人格判断”共同构成人行为产生的内在根据，起决定性作用。思想道德素质是“人格判断”的主要尺度，在行为选择中起主导作用，主要决定行为的内容和方向。因此，我们认为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观根本原因是由于腐败分子的人格素质低下，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卑劣所致。例如，一个人格素质卑劣的人，在金钱和美女面前，他的“人格需要”便会产生占有的倾向性需要，经过人格判断认为不要白不要，不享乐白不享乐，别人要了不也没出问题吗？法不责众等等。于是便产生了具体的占有动机和行为。相反，对于一个人格素质高尚的人，他的“人格需要”往往也会产生占有的倾向性需要，但是，经过”人格判断“，认为金钱和美女是腐蚀人的糖衣炮弹，党性不容，国法不容。因此，坚决不能占为己有。事实证明，同样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公职人员，有的蜕化变质为腐败分子，有的则不然。这不能不说明与他们的人格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有关。第二、从人格动力结构理论来看，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根源就是外界环境刺激。这一根源相对于主观根源来说，它是第二位的，是事物变化的条件，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单位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交环境对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多少官员被子女、二奶、朋友拉下水，成为腐败贪官。总之，从人行为的最本质动因去挖掘和探讨，思想道德素质高尚、能抵制住外界环境刺激的官员就能够清廉为政。目前，我们党要想在思想根源上惩治腐败，就应多在正面树立典型，在广大党员中开办党课，让党员干部通过学习端正心态、奋发向上，清廉为政。 拓展源头治理领域及治理对策方面，重点要围绕四种权力：事权、人事权、财权和物权的运作和监管。首先，在事权上要深入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公开招标。建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审批项目尽快形成公共行政社会化服务体系。按照责权统一的原则，调整和理顺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土地使用权实行公开拍卖；对于建设工程项目实行公开招标。事权的真正公开也就代表了公平、公正。其次，在人事权上，要稳步推进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