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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人参的资源分布 　　中国人参原出上党和辽东 　　关于我国人参主产区，由于历史久远，在文献中有着多种多样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本草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对人参主产区仅以“出山谷”加以概括。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对“参”字的演变有详细记述。该书完成于安帝建光元年（121），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书之一。在此书“薓”字之下谓：“薓，人薓，药草，出上党”。这是文献中对人参主产上党的最早记载。 　　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456～536）撰写的医药学专著《本草经集注》中，对人参的记载为：“人参微温，无毒……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参，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及辽东”。陶氏是历史上著名的本草学家，在其著作中，对每味中药的产地、鉴别、加工、贮藏、配伍。禁忌及附方等都有专门记述。该书明确记载，中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从人参史角度而言，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上党，即上党郡。战国时期由韩、赵各置一郡，以后韩郡并入赵，直至秦代，这一设置仍然存在。上党郡的郡址设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北），至西汉迁到长子（今山西长子西）。上党郡所辖区域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这一地区在南北朝时期改称潞州。 　　潞州，在南北朝之北周宣政元年（578）设置，州址在襄垣；隋朝开皇时移到壶关。及至唐朝，州址移到上党（今长治），再次称为上党郡。管辖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治、武乡、襄垣、沁县、黎城、屯留、平顺、长子、壶关及河北省涉县一带。至宋朝崇宁将潞州上升为府，称为隆德府。到了金代，又恢复潞州之称。明代嘉靖年间再度升为府，又称为潞安府。 　　由于历史上先有上党郡，后将其改称潞州，在朝代更迭中，其州名、州址及管辖区域等又几经变迁，故在历史文献（特别是非历史、地理文献）上，对上党、潞按一地异名相待。在这个地区所产的人参，结合产地命名，便有历史上的“上党人参”（“上党参”）、“潞州人参”（“潞州参”）之称。其中，以“上党”命名者，在文献中较为多见。后世不识本草知识与历史地名更迭者，无视我国应用人参久远的历史，轻言上党人参（上党参）即指现代所称桔梗科植物党参的根，且被国外某些学人所引用，并妄加臆断，借以否定中国应用人参的历史。对此，应当予以澄清（宋承吉，1984）。 　　辽东，战国时代燕国之郡名，郡址设在襄平（今辽阳市）。东汉安帝时“分成辽东。辽西两郡，由辽东属国都尉管理，治所设在昌黎（今义县），辖区相当于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西晋时代，辽东又改称辽国。十六国的后燕末期入高句丽北燕时又设置辽东郡，辖境相当于今辽宁省西部。 　　显然，古代所称的辽东和辽东参（辽参），与清代以后对产于长白山区的人参偶称其为“辽东人参”的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 　　宋代唐慎微所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在人参项下引录陶弘景关于人参的注释：“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所献兼有两种，止应择取之尔。实用并不及上党者，其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内器中密封头，可经年不坏。人参生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明，欲来求我，椴树相寻。’椴树叶似桐甚大，阴广，则多生阴地，采作甚有法。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 　　《太平御览》记载：“慕容皝与顾和书曰：“今致人参十斤。”慕容皝（297～348）是前燕国国君，鲜卑族。前燕国是在辽河流域建立的部落国家，慕容皝在位时，不断扩大领土，招徕流亡农民耕种，成为现东北地区强大的割据政权，后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前燕与晋朝在维持良好关系期间，慕容皝曾向晋朝尚书令顾和赠送人参。这段历史记载足以反映出：当时燕国统辖区域与辽东参产区相当，所赠者即为“辽东人参”（简称“辽东参”或“辽参”）。这与陶弘景所记载的人参主产区完全一致，此是入参“生上党及辽东”的又一佐证。 　　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收载的陶弘景对人参的注释，可以看出，陶氏对人参的分布区域、原植物特证、生态环境。质量和收藏方法，都有非常准确的认识。在1400多年以前，我国所用人参已不只是产于上党者；应当特别强调指出，历史上辽东（现辽宁省的西部）产的人参在药用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自《神农本草经》问世，至陶弘景编撰《本草经集注》，其间历经六七百年，关于我国人参主产区已经十分明确，上党人参和辽东人参分别分布在相当于现今的山西省南部和辽宁省的西部地区。 　　唐代中国人参主产于太行山、燕山绵延地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全盛时期。许多外域出产的药物大量引入，新发现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