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中的法律问题.docVIP

PAGE  PAGE 6 舆论监督中的法律问题 　　在信息社会与法治社会双重主题下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研究、讨论甚至法律制定，本身就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种自然衍生。国家要依法“治”媒，首先要有法“制”，其中立法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法可依”。 　　从媒体角度出发，新闻传播领域的立法可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对媒体权益的保护，怎样做才能使媒体不受非法干预，其往往与公权力的“管理”与“规制”相对；二是对他人权益的保护，怎样做才不会影响到别人，主要涉及的是民事主体之问的新闻侵权或者媒介侵权问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表达自由”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即在媒体权益与公众利益之间找到自由的合理区间。而两者之间不是彼此分离的独立区域，它们密切相关而又相互映射，甚至互有重叠，舆论监督就是其中之一。 　　毋庸赘言，舆论监督在媒体活动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媒体虽受公权力的行政规制，但是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对其进行监督。它将对私权的保护与对公权的约束串联在‘起，实践中虽多有纠结之处，但这也止是其价值之所在，即在表达自由框架下媒体对公共权益的一种伸张，应当进行保护。这在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已经有所体现，只是还缺少更具体的下位法来予以落实，而现在讨论的新闻传播立法，无疑是一次契机。 　　当然，新闻传播立法对媒体不仅要有授权，还要限权，因为舆论监督的失范同样会造成对公民权益乃至公共利益的侵犯。著名传播法专家徐迅曾经深刻总结了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四次浪潮，舆论监督占据了其中的主要部分。从2008年开始，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大部分案件背后有舆论监督的因素，并且体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互联网正逐渐代替传统媒体成为记者表达诉求的主要渠道，并带来了我国网络立法的趋快趋细和理论界的激烈争辩；二是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逐渐被刑事诽谤制裁所代替，尤其是在“诽官”案件中，所涉罪名也趋向多元化，而这些无疑都挤压了舆论监督报道的生存空间。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授权还是限权，无论是规制还是规范，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舆论监督存在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从具体执行层面的细节出发，为今后舆论监督环境的培养与改善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具体来说，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解决与下位法的冲突问题 　　对于信息的挖掘和公开，是记者职业属性的天然体现。舆论监督不等同于恶意举报，尤其是对公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法行为的揭露与爆料，内容爆炸性与公共价值兼具，是最好的新闻素材，这符合基本的新闻传播规律，也是自由价值优先原则的体现。《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就把媒体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因为相较于公权滥用等现象，记者的言论即使有失偏颇，其危害性也要小得多。一般来说，只要未触及国家秘密等底线，都属于法律许可的范围，记者并无隐瞒真相的义务，这是对宪法精神的遵守，其本质足公民言论自由得以保障的体现。更何况，从法律效力层阶上看，宪法作为母法的效力显然要高于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职业伦理规范，公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只要不触及国家秘密等法律底线，实际上并无不妥之处。而在未求的新闻传播立法中，显然需要通过叫确媒体的采访权与报道权，以及记者等基本权利属性等方式，对下位法树立具有指导意义的限权标准。这对于解决舆论监督的现实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界限问题 　　由于长期缺乏依法“治”媒的经验，我国在新闻治理领域经常出现道德、法律与职业伦理混用的情况，这也给舆沦监督的正常开展造成了许多困惑，比如新闻腐败。中国有句俗话，叫“正人先正己”，自身有瑕疵，就不能对别人说三道四。这种道德逻辑在舆论监督领域体现得尤甚。 一旦记者自身存在法律瑕疵，比如有偿新闻或者有偿小闻，小管其报道是否情况属实，其公正性往往就会遭到“一票否决”，所反映的问题也鲜有下文。而在一些被曝光的“抓记者”案件中，这一逻辑俨然已成为被曝光者惯用的“撒手锏”。 　　事实上，笔者认为，“正人先正已”在道德上提出同然没错，但若延伸到法治领域，则不尽然。尤其对于通公民而言，我国宪法就明确赋予其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以及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基本权利，除了要求“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外，并没有附加任何前提条件，也没有限制、禁止存在违法行为甚至犯罪的公民行使上述权利，简而言之，就是“正人未必先要正己。” 　　那么，新闻记者是否属于上述范畴呢？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尽管在我国仍有大量新闻从业者扮演着党和人民“耳目”和“喉舌”的角色，但是记者作为一个职业，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法律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他们属于国家权力的“委托方”，即“人民”的范畴，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所在的“受托方”。其次，伴随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