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第11课 包身工课文相关资料素材 新人教版必修1.docVIP

PAGE  第11课 包身工 课文相关资料 1.《包身工》的写作缘起 1927年，我（夏衍）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2.实地观察的艰难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3.新旧生活的对比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