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研究的论文.docVIP

　　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研究的论文 在唐代时代精神的感召孳乳下,唐代隐逸在承传前代的基础上又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唐诗中的吏隐主题、对功成身退理想的讴歌以及唐人借助佛禅实现心灵的超越和对个体身心泰适的书写,无不生动再现了唐代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并折射出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关键词]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仕隐调和;禅宗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08-04 　　李红霞(1973—),女,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化与文学。(广东深圳518060)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代隐逸与诗歌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63)的阶段性成果。 　　 　　唐代隐逸普遍为时人所歆羡和践行,其承绪前代,却又表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与精神特质,唐诗流注的隐逸旋律正折射出这一时代风尚。[1]唐诗对隐逸的文本书写,既承载和反映了唐代整个隐逸群体的人格心态,又凝结着具体时代语境中诗人个性化的隐逸理想与追求。目前学界对于唐代隐逸的卓异特质及其文学表现鲜有论及,鉴于此,笔者对此予以考察和探讨,以期对唐代隐逸与文学研究的深入拓展有所裨益。 　　 　　一、既怀康济业,仍许隐沦心 　　 　　传统的隐逸是对时政的反抗与自觉疏离,仕与隐可谓朝野殊致,出处异途,无法同时践履。.虽然魏晋因自然与名教的调和出现了“出处同归”的折衷言论,但二者的鸿沟仍难弥合。到了唐代,科举的推行实现了集权制与士大夫独立性的相对平衡,加之皇权对隐逸的奖掖,隐逸不再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2](p2086),而是仕隐调和兼通,唐人自由游刃于仕隐之间。因此唐代少有弃世绝俗、高蹈远引的逸民,真正代表唐代隐逸精神的是那些游移于仕宦与隐逸间的士人。他们或身居廊庙而心存山林,或身在江湖而眷怀魏阙,不仅不以频繁出处进退为忤,而且普遍推赞兼吏隐、齐出处的生活境界。唐代隐逸不执著于兼济独善之某一端,仕宦与隐逸形暌神通,成为互为补充、相互融通的处世方式和心态。王勃的“出处之情一致”[3](p217),郭良的“衣冠为隐逸”[4](p2118),卢纶的“幽显岂殊迹”[4](p3141),白居易的“吏隐本齐致”[4](p4990),都道出了唐人仕隐调和兼容的观念。任爽明确指出:“参与政治”,特别是“对传统退隐范畴的逸出”[5],是唐代退隐行为的本质特征。其见解揭示了唐代隐逸仕隐调和兼通的入世化本质。 　　唐人对仕隐的调和变通的体认也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唐诗中屡屡出现淡没仕隐界限、泯化仕隐差异的流行用语,如“大隐”、“中隐”、“傲吏”、“挂冠吏”、“沧州吏”等。这些字面上冲突对立的词语被唐人兼容并蓄为一体,并在唐诗中广泛习用,反映出时人隐逸观念的调和性,这一点在唐诗的吏隐主题中表现尤为明显。仕隐兼得成为唐代士人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吏隐则将济世之志与遁世之心这对矛盾调和折衷在一起,既保证了士人追求外在事功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又保持了士人独立人格的个人价值,因而唐代为宦者普遍奉之为生活理想而刻意追求,唐诗中流注着吏隐主题。唐代为宦者虽然体认到“兼济独善难得并”[4](p5111),但在心理上却是“须教吏隐合为心”[4](p5022),生活上推许并践行着吏隐,前代那种迫不得已曲避祸患的哀音也变成为逍遥容与的享乐生活,心态趋于平和乐观。从李峤《和同府李祭酒休沐田居》的“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元晟《送萧颖士赴东府得引字》的“处喧虑常澹,作吏心亦隐”,权德舆《南亭晓坐因以示璩》的“迹似南山隐,官从小宰移”,姚合《武功县中作》中的“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等中,不难看出唐代为宦者休沐、公退、宴赏时以经济之身体验山林幽趣。因而隐逸常被时人视为赞誉人物的美辞、标榜个人高情的话语、园林休憩怡赏的代名词。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认为,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长林丰草无异于官署门阑。他在《韦氏逍遥谷宴集序》又云:“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王维对隐逸的看法代表了时人的普遍认识,他们将庙堂与山林混同合一,这一圆通的思想为宦者世俗的享乐生活平添了隐逸超尘脱俗的雅致。张说称赏权臣韦嗣立为“丘壑夔龙,衣冠巢许”[4](p963),这一赞语正道出唐代士人所希企的吏隐两兼的人格形象和隐逸的理想境界。 　　“既怀康济业,仍许隐沦心”,典型地表现出唐人隐逸的兼济情怀。唐代士人多胸怀强烈热切的政治功名心,也多有以隐求仕的经历。他们之所以对隐逸趋之若骛,就是希冀以隐居待时获取政治出路,即皮日休所言,“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6](p96)他们在诗作中也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