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赤子许传玺.docVIP

PAGE  PAGE 5 爱国赤子许传玺 　　爱国情结 　　 　　1990年，22岁的许传玺北大硕士毕业，留学美国，分别于1996和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之后，他任职于美国著名的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驻纽约总部)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以优异的综合素养获得“杰出人才”的口碑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展现在他面前的无疑是非常广阔、美好的发展空间。但就在这时。他毅然选择了回国。 　　2002年10月，许传玺只身回到了阔别12年的祖国。 　　 　　“回国就像‘回家’，有一种自然的‘归属感’” 　　 　　当时，许传玺在美国的年薪已经超过20万美元，而他回国后的年收入却只有6万元人民币!如此大的反差，亲朋好友们很难理解。对此，许传玺这样回答：“回国就像‘回家’，有一种自然的‘归属感’。一个人把他领到的第一份工资交给自己的父母和一个人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祖国，都是理所当然、理应如此的事情。虽然国家还有待发展，但你绝不会因为‘家’穷就不回家，回国就是‘回家’。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在许传玺看来，爱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譬如在看体育比赛时，只要有中国队出战，不管对方是来自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队一边，希望中国队获胜。“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归属感”，许传玺说，“因为我是中国人。这种认同是天生的、是流淌在血液之中的”。 　　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十几年的许传玺。实际上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人类学课题是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法学课题是中美比较法。留美期间，他曾多次回国进行深入细致的人类学调查，实证地研究中国社会。此外。他在担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前后。还一直与国内法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在担任耶鲁法学院研究员期间负责对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立法咨询。他的中国情结鲜明地表露于他的一言一行。 　　 　　“人活得应该有意义。能够用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 　　 　　1998年，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兼法学院院长的徐显明教授随中国第一个法学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结识了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学博士、时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的许传玺。在交谈中，徐显明发现许传玺对国内的各项发展变化都特别关心，话题涉及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当时，徐显明就认定，这是一个有志于回国服务、为国效力的人才，有机会一定要邀请他回国工作。 　　2002年夏季，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找到短期回国探亲的许传玺，与其促膝长谈，希望他能够到政法大学创建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重点、为我国法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法学院。徐显明的邀请，好似一颗火种，点燃了许传玺积存已久的热情，因为“人活得应该有意义。能够用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许传玺这样说。 　　2002年10月19日，许传玺正式到中国政法大学报到，不过报到的地点是北京首都机场，报到后的第一项工作是与徐显明校长等一同出访美国。在这次为期10多天的出访中，他们访问了包括许传玺的母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曾经工作过的纽约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著名学府。出访途中，徐显明第一次对外公布了许传玺即将创建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的消息。 　　 　　“国内的发展势头百年不遇。我们如果参与其中，远比在国外多赚些钱有意义” 　　 　　2002年1 1月25日，许传玺在访美回国3个星期后，就在中国政法大学正式创立了中美法学院。次年4月9日，政法大学正式“聘任许传玺同志为中美法学院院长”。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同样熟悉许传玺的吴志攀教授在得知许传玺落户政法大学的消息后，多次对徐显明说“我们动手晚了，让政法大学把这个优秀人才抢走了”。 　　中美法学院是一张白纸，许传玺要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新建的学院缺少设备，他就将家里的电脑、打印机、车辆用于学院工作；学院缺少经费，他就自掏腰包聘请行政人员和国外专家。一年后，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在学院落地；同年，学院迎来了第一批研究生。 　　在哈佛法学院的课堂上，许传玺曾以答题简洁、准确闻名；如今的他，开始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概念、说案例、析法理。随着交流的深入，学生们渐渐摸清了许院长的脾气：学术上决不允许“差不多”，每个概念、每个案例都要分析得细得不能再细、深得不能再深。对于国际反倾销贸易战，中国企业屡因缺乏法律人才而惨遭败诉，许传玺深感痛心：“要记住，你们学习中美比较法，是要知己知彼，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讲台上，学生扮演应诉的中国企业，以流利的英文据理力争；讲台下，许传玺层层质疑、毫不留情。稚嫩的学生，一定要磨练成足以捍卫祖国利益的优秀人才! 　　学院刚有起色，许传玺便和还在海外的同学、同事联系：“国内的发展势头百年不遇。我们如果参与其中，远比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