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为他人做嫁衣――悼念编辑家李景峰.docVIP

PAGE  PAGE 5 甘为他人做嫁衣――悼念编辑家李景峰 　　 著名编辑家李景峰同志不幸去世了，噩耗传来，我不胜悲痛。我和景峰相识、相交已经30余年，彼此亲密无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在他患病期间，我曾多次看望他，希望他能够转危为安，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多作些贡献。谁知万恶的病魔竟是这样无情，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和李景峰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还是“四害”横行时期，我在黑龙江省一个新建的大工厂工作。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犯过右的错误，因此被打入另册，下放在车间进行劳动改造。虽然我出版过长篇小说，写过话剧，搞过电影，但惮于文坛的险恶，已经对文学创作失去信心和兴趣，打算“金盆洗手”了。谁知李景峰却从北京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向我约稿。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的年轻编辑，儒雅谦虚，平易近人。开始接触时，我很冷淡――实际是对文学的冷淡；可是一经晤谈，却似一见如故，非常投机。他对我说：文坛上这种荒唐情况不会长久存在，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他劝我不要放下手中的笔，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下去，会被读者认可的。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些北京文化界内部的情况，暗示行将变化的征兆。于是，我看出了他的质朴与正直。 　　经过他的“煽动”，我又“蠢蠢欲动”了。正好，由于他的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在我们工厂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而且建议我也参与编创工作。我们工厂集中了一批业余作者进行创作活动。因为我们是数万人的大工厂，人才济济，很快便写出了初稿，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志直接送到出版社，请编辑审阅。来京后，出版社的领导很重视，安排我们住在红星胡同的宿舍里，听取意见并进行修改。正巧，景峰当时也正好住在这儿，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平房里。于是，我们的接触便非常方便、也更加频繁了。经常是我们在他的“正房”谈稿子，他的夫人刘蕴杰领着孩子躲在窄小的厨房里，一谈就是数小时，直至深夜。他们夫妇总是热情款待，从无厌倦之色，令我们心怀感动又十分歉疚。 　　由于景峰的帮助，后来又有屠岸和张木兰同志的直接指导，我们工厂搞的那本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正式出版了，名曰《淬火集》，发行后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本书的出版使工厂的一批业余作者脱颖而出。 　　李景峰同志不仅爱护作者，对作者的稿件更是倍加珍惜。有一个生动的事例足可证明。 　　1976年7月28日午夜，这时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可是，景峰为了赶编一部稿子仍在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响声，随之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晃动，桌上的热水瓶跌落在地，柜厨里的碟碗在互相撞击――啊，不好！地震了！李景峰叫了一声，立即把案上的稿纸卷起来，往肋下一夹，同时飞快地走到床前，将业已坐起来惊得神色骤变的娇弱妻子小刘抱起，大步跨出室外。这位编辑把作者的稿子和爱人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这部书稿就是黑龙江作家屈兴岐的长篇小说《伐木人传》。此事被文坛传为佳话。屈兴岐对此更是刻骨难忘，他经常对人说：“李景峰是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我这棵幼苗成长的，是用生命关爱这部书稿的出世的。”因为老屈当时既无名声，也无地位，初稿也很粗糙，是在李景峰苦心孤诣地帮助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推敲，终于改成一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而它的出世却是那样的险象环生，富有传奇色彩。 　　1979年秋天，李景峰的身心曾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他应约前来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作协召开的一个创作会议。开会期间他闹了肚子，谁知去医院疗治时，经医生诊断，竟认定他患了结肠癌，需要立即手术。有关领导闻之非常紧张，劝请他马上回京诊治。但是，景峰却坚持到会议闭幕，完成约稿任务才返回北京。 　　就在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为他延医求诊的时候，李景峰仍一如既往地埋头为黑龙江一位作者的稿子进行编辑加工。这部稿子就是我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此稿写于1957年，由于当年我少不更事，在“鸣放”中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犯了错误，于是这部稿子便和我一同流落北大荒，当然无缘面世。粉碎“四人帮”后，我又把它从箱底翻了出来，请李景峰帮助审阅一下，看有无出版价值。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个穷学生，连稿纸都买不起，用的多半是旧讲义的背面和一些没有格子的纸头，读起来是相当吃力的。可是，这位国家级出版社的大编辑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并且颇为赞赏，认为它真实地记述了5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很有意义。他代我向出版社领了稿纸，让我认真誊写一遍，经他的初审后送交社领导，居然被通过了，现在需要他进行编辑加工，然后送印刷厂排印。谁知恰巧在这个时候，医生说他患了绝症。 　　令我万分感动的是，景峰丝毫没有受此影响，照常工作，而且夜以继日，甚至在医院的候诊室排着长队候诊的时候，他还从书包里拿出稿件进行审读。有一天，我因为不舒服和他一同去医院就诊，他竟然在门诊室的走廊里和我讨论起稿